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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5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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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98年。
拖雷分五千户只见于《秘史》，阔列坚分四千户仅见于《史集》。
2《史集》第卷第二册，汉译本页382。
都分布于漠北草原。幼子拖雷家族按“守产”体例封在蒙古本土，漠北诸千户大概实际上多数是分属于拖雷后裔诸王了。以上所述是元代蒙古人的分布和领属关系的大致情况。随着蒙古国的向外扩张，多次从各千户中签调军队，大规模的远征往往十分抽二，遣发到中原和西域去征战和镇戍，于是又有大批蒙古人迁入汉地、波斯等地区。但是“根本千户”多数仍留在蒙古，由于人口繁殖，不但不可能被抽光，而且户口还会不断增加。忽必烈曾下令清点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家族人数，合赤温家族达00人；斡赤厅家族更多达700人，其所属五个千户繁衍成一支庞大军队3。元后期分藩漠北的郯王彻彻秃（蒙哥后裔），“所统军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之亲王”，应该就是漠北的蒙古诸千户军。据此大致可以推知当时漠北地区的蒙古人户数。
在蒙古扩张战争中，大量外族人被掳掠到蒙古地区，成为诸王和各级那颜的奴隶或属民。如蒙古攻金初期，河北降民十余万家被“迁之漠北”（《元史·史天倪传》）；西征中，在撒麻耳干城就掳获有工艺者三万人，在玉龙杰赤城所掳者更多达十万人以上，分给了诸王、诸将2。此类记录，不胜枚举。有元一代，大批汉军、钦察军等各族军队被调到蒙古地区征战和屯戍，工匠、农民被签发到漠北者亦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商人、教士、文人等。长期留居蒙古的大量外族人，后来也逐渐融入了蒙古族。
元代蒙古族的最上层是成吉思汗家族——各支宗王。“太祖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aqa…de’u，意指亲族成员）商量定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家产制观念延伸于国家，全部人民和国土被视为他们扩大了的家产，按其继承法在家族成员中进行分配，各有一份子（qubi）。每个宗支后裔诸成员又对他们先人分得的并不断增加（人口自然增殖和对外掳夺所得）的家产进行再分配，于是诸王各拥有多寡、广狭不等的百姓和封土，各有自己的斡耳朵和怯薛（亲卫军）。他们属于最高统治家族，是主宰蒙古族人民的主子——额毡（eje）。大汗是国家首脑，又是全体成吉思汗家族的大宗主；每宗支也各有本家族的“为长”宗王，同时也是本藩国或封土（ulus，ayimaq）之主——但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各支宗王有权利共同推举大汗和参预军国重事的议决，派代表参加国务（这被视为他们的共同产业）的管理，同时也有义务向大汗贡纳，应调率本藩兵参加大征战。次一阶层是各级那颜（oya）——诸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怯薛执事官等。在分封给诸王蒙古民户时，同时也就把管领这些民户的千户长、百户长分别赐给诸王为其家臣（伴当，oor）。那颜们被授予统治本管千、百户百姓的权力，平时治理民、刑政务，有征伐则领兵作战；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除非犯罪而被剥夺。这3《史集》第卷第二册，汉译本页7—72。
危素《夏侯尚玄传》，《危太朴续集》卷八。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0、47。
种地位使他们得以占有比一般牧民更多的牲畜、奴隶和更好的牧场，战争中分取更多的战利品，有殊功者还可得到特别赏赐的私属人户。那颜也属于统治阶级，但与王子们有君与臣、主与仆的严格身分差别，和蒙古建国以前的氏族贵族之被称为那颜是不同的。他们的地位只是来自因功劳或才能被授予的官职，不管其原来出身是贵族或是平民，身分上都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属民，不可与主子“齐等”。授予他们管辖的百姓并不是分配给他们的“份子”（qubi）家产；他们只是为王家征敛本管百姓差发，不能将百姓据为己有，并且要和百姓一起承当差发。因此，笼统地把诸王和千、百户那颜都称为“领主”是不妥当的。当然，由于千户长、百户长的官职是世袭的，编在一定的千、百户内的百姓不许任意改换单位，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一些权力和领属稳定的那颜可能向真正的领主地位转化。
平民——“白身人”（duriyigu’u），即蒙古牧民大众，是被统治阶级。他们被编组入各千户、百户，隶属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人户的分封全登簿籍——“青册”（oodebter），确定了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得脱离所归属的主君，也不得擅离所在的千、百户，违者要被处死；宗王和那颜们也不许收留不属于自已和不在己管内的军民。即使是大汗，若未经宗亲商议就夺取宗王的人民，也被认为是违背体例的（见《秘史》第28节）。普通牧民拥有的资产多寡不等。泰定元年（324）的一个政府文件说，凡有马驰达二十匹，羊达五十只者，就是有能力负担驿站差役，无需补贴的民户了2。这大概是中等牧民的财产标准，少数富者无疑要超过这个水平，但贫者在普通牧民中应占多数，如至元二年（25）检核诸王兀鲁带（阔列坚孙）部民“贫无孳畜者”，竟达三万多户。富裕牧民由于有能力提供军、站诸役装备，往往被选为怯薛，或任什长，通过为大汗或诸王效力升入那颜阶层。贫民则经受不了繁重差役或天灾袭击而倾家荡产，甚至鬻子女为奴婢。处在最底层的是奴隶（bo’ol）。奴隶在蒙古建国前早已存在，建国后，蒙古统治者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掳掠了大量外族人口，多数归诸王和那颜们占有，奴隶数量要远比以前的氏族贵族时代多。战士——平民中一部分人也占有少量奴隶。奴隶用于放牧、手工业生产、顶替最苦的主家差役及其他家内劳动。《黑鞑事略》记载太宗时代的蒙古社会情况说“其马野牧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江西人佟锁住被元军掳去后辗转卖到草原地区，主人命他放牧二千只羊，早出晚归，羊有死、伤、逃逸者，他都要遭到鞭打3。他的遭遇具体反映了当时蒙古社会中奴隶的状况。
蒙古人承担的赋税徭役称为albaqubiri，前者有强迫性义务的意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三四《文宗纪》。2《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3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十一。
思，可能主要指差役，后者意为“科敛”（见《秘史》旁译），可能主要指有定额的赋税，如羊马抽分。但两者很难截然分别，不如看作总称一切赋役的词组更合适，在元代汉文史科中称为“差发”。《黑鞑事略》记载说“其赋敛谓之差发。赖马而乳，需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项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上下亦一体，此乃草地差发也。”蒙古人最繁重的差役是兵役和站役。民年十五以上即为军士，平时牧养，一有调发，即需出征，所需武器、马匹、车牛及其他装备和食物，都由当役者提供及在所属千、百、十户百姓内摊派；蒙古遍置驿站后，大抵每个千户承当一站之役，提供所需人夫、牛马车仗、毡帐、饮食等，是蒙古牧民极沉重的负担。牧民赋税主要是羊马抽分，太宗时定制马、牛、羊及百才各取一，牝畜及十头亦取一，定宗时规定“马、牛、羊群十取其一”，后来又定为及百取一，及三十亦取一，少于此者免2。蒙古牧民的羊马抽分由所属各千户委人征集，中央机构宣徽院总管其事。此外还有不少“不时需索”，如诸王、那颜赴朝会及婚丧等事，所需人夫、物品无不从各千户百姓中征取。
元代蒙古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畜牧业。元朝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马政尤为重视，择全国宜牧之地设立官牧场十四道，由太仆寺总管，专供御用及诸王、百官公需之马及马乳，其中六道分布在蒙古高原及辽河北草原地带，规模都很大，史称“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其牧者亦置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元史·兵志》）。官牧场除牧马外，还牧养大量羊只。大牧主拥有的马牛羊也数以万计，役使牧奴分群而牧，如上述佟锁住一人牧二千头羊即是一例。多数牧民只有少量牲畜，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放牧，各千户均有指定的牧地范围，千户长指定下属百户的牧地，百户长再指定下属十户的牧地。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域范围内“行逐水草”，按季节转换牧场。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牲畜头数的增长，需要扩大牧场。太宗窝阔台曾命管牧地官员（utu’u■i）于无水荒原查勘可以改造为牧场之地凿井，使百姓分住到更宽广的地方。后来元朝政府又不止一次在漠北浚井。牲畜的增加和牧地的扩展，是元代蒙古畜牧业发展的标志。不过，当时的畜牧业经济是很脆弱的，无法抵御大自然灾害，因大风雪或干旱而使牲畜大量死损、人民饥饿流亡的事屡见记载。
蒙古族的手工业主要是制作弓矢和其他武器、马具、车帐、毛毡、皮革、奶酒、乳酪等作战及牧猎生产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除诸王、那颜们有可能役使众多奴婢（多为掳掠来的外族人）集中进行生产外，普通牧民都是自给自参见亦邻真《读27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内蒙古大学学报》93年第期。2《大元马政记》；《元朝秘史》第279节；《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0。普兰诺·卡尔平尼《蒙古史》，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2。
足的家庭手工业。蒙古妇女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起很大作用2。大批外族能工巧匠进入蒙古地区，带来了锻造、纺织、建筑等各种先进技术，对蒙古人必有相当影响。蒙古族的商业不发达，基本上是用畜牧业产品与农业地区进行交换。贵族们通过掠夺和从汉地封邑可得到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用掠夺和剥削所得金银向贩运商人购买，普通牧民只能用牲畜、毛皮等来交换。到蒙古地区进行贩运贸易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如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曾命诸王、大臣各派二、三商人组成一支450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全是回回人。蒙古人不善经商，贵族们只是把银两交给回回人做买卖而收取利息，中原汉族商人也有贩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到蒙古贸易的。蒙古地区农、工产品缺乏，统治者欢迎外族商人贩运过来，在交通运输和价格上都给予优待，如许其乘驿，所贡物品付给优厚的赏赐，使蒙古成为对商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元代蒙古地区的农业因地理、气候条件限制，自不能与农业地区相比，但无疑是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时期。镇海城附近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兴办了屯田，和林建城后，其地也开始有耕垦种植2。247年张德辉在蒙古看到，克鲁伦河“濒河之民杂以蕃汉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土拉河之西有“弓匠积养之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之，间亦有蔬浦”，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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