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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4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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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995年7月24日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第一章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3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2,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3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人,仅用了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卷,传3卷,共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5人继续纂修,经过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2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见李善长《进lt;元史gt;表》。
2《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2。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59)至三十四年(0),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78),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97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2《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2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门、47目、239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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