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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1t；//pgn》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苏轼生平与政事苏轼（1o37—11o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o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o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o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o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o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o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o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oo）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o1）卒终年66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6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1t；//pgn》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1t；//pgn》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