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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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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这些注1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展1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1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2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1t；//pgn》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1《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2《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
999ooo41_oo26_o从民族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作者以史论的形式谴责民族压迫的罪恶。他所指责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活动无不可理解为作者在指责清初统治者的罪恶。作者批评“小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职者借口的虚伪可笑。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官修地方志和纪事本末体的书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还过以前。其中如《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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