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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o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免去了阎锡山行政院长职。此后阎仅保留了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职务。

　　　　3月16日阎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北路移往丽水街8号深居简出从事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撰有《人应该怎样》一文。

　　　　195o年8月12日阎由丽水街8号迁往阳明山之菁山居住。这里原是一片废耕的茶园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阎着人略加开辟即偕旧部上山从此开始十年山居生活。他在此建有小组会文武官员全部参加由他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他的讲话以后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一书。在菁山初期他经常下山演讲一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二是作反攻大陆的精神动员三是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四是研究传统文化。中、后期主要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著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大同之路》、《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恢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大同国际宣言草案》、《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等。

　　　　阎锡山到台湾后先后患有多种疾病196o年5月22日病死终年78岁。

　　　　第二十四章邓演达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1o年军校生活。他于19o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元）（1886—1922）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义后邓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1912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陆军成学堂学习1913年毕业。1914年又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陆军中学堂）学习1916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1o年军校生活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192o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192o年驱逐旧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生的爱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925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校出任教育长。1926年3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4月蒋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邓的战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1o月1o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2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1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动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共同组织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动反共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oo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1927年5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而且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6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行前他告诉共产党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6月3o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1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名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2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1929年4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1o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193o年1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5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

　　　　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193o年8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1924至1927年的“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最后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否认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机关“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众经过平民革命掌握政权后绝不会再去“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他并设想：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后必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产业建设即展“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邓演达坚持平民革命主张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