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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6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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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93年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93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934年创刊)第3卷,第、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2《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73页。
3《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4《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93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93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去香港设法解决,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8日,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93年7月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2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9—2页。
《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3页。
2《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页。
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磨擦。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2。94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94年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2《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页。
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0年8月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945年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2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94年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94年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294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所,分校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于7月5日得到上述消息,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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