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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6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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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93年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93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934年创刊）第3卷，第、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2《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73页。
3《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4《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93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93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去香港设法解决，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8日，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93年7月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2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9—2页。
《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3页。
2《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页。
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磨擦。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2。94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94年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2《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页。
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0年8月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945年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2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94年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94年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294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所，分校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于7月5日得到上述消息，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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