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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9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9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92年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3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99年下半年至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92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诗》外，共5首。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3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23首，大部分写于923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和自传体，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923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924到92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92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进步师生的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发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3卷，9年版，第2页。

　　　　《沫若文集》第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959年版，第289页。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5月间，他应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0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92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发随国民革命军北伐。0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速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惨案的发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发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927年0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30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980年版，第2—27页。

　　　　《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958年版，第3页。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发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在日本0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00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0多位发起人之一。为了“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