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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青年团。1o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个以他为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193o年1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1o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11月13日王明等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的1o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12月1o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12月25日王明被任命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1933年11、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1o月1日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的策略》的长篇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1月王明写了《中国的新任务》和《中国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1936年1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1936年7月以后王明先后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1936年1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央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抹煞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强调正规战贬低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日求得胜。由于王明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8日王明抵武汉参与同蒋介石的谈判。不久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暂以王明为书记。王明还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展南方各省的组织、指导新四军及华中抗战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在《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和演讲中宣扬国民党和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王明等致电中央指责这“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生不良影响”。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队的骨干进一步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又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表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继续坚持并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不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