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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5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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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937年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938年9至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94年9至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942年初到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945年4至月，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4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947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94年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948年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95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95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957年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在95年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以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92年4至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说明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99年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97年9月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点的念头。从同年0月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点，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97年7月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893年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908年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9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9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9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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