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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9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920年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920年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信仰的同时，92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

　　　　922年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后改称中国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923年月，根据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92年2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927年2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3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5月上旬，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月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927年8月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928年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993年版，第402页。

　　　　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930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93年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935年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0月胜利到达陕北。

　　　　93年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937年9至月，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2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94年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路线！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