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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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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1。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999ooo41_o1o2_o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2999ooo41_o1o2_1&1t；//pgn》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1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1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3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1t；//pgn》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榫了媸刃沂拧⒒跏杏滞霭司鸥咦妗⑻谥频慈灰印７蛳濉⒌酥饕穆倮锲涠河摺⒎锪治啬暇仗痘非魇粲诤何饔猩下逯厣街毡庇邪籽铝缒诵问ぶ匚盅苤妗Ｈ艄憧ｄ钋颂煜轮瓶墒勾蠹Ｗ怨胖行酥ヒ阉ブ凭臀赐醵酢＝衲涎艉汗馕渌淦鸲赐跻病３际由胶幼忱龃Χ喙识家咽⒍ツ岩孕艘眩唤贤帘∷橙诵南∏崆刹豢梢远迹缓颖蓖梁袼钊诵那裤购蒽宀豢梢远肌Ｎ┫濉⒌耸滴┲性诵闹柿既デ劐氤叨猩下逦抻涝兑牡仪珠笾荽私ǘ贾∫病�1999ooo41_o1o4_o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1《元和郡县图志·序》。
2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3《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1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1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2。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1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2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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