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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4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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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6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政府自封大元帅。安政府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6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1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1《腐化与恶化》《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节对外政策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1927年5月1o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928年2、6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6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1928年3月3o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表对苏绝交令。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农工政策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1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月18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
《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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