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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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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妗4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oo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o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种1o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1。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o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oo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o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oo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2。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1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1o49。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4乾隆《大清会典》卷。
1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1。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1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o7o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2。《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3。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1。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2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3。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o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4。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5。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1)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1《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2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页。
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1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2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o。3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年1月。
4《八旗氏族通谱·序》。
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o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o卷、《御制文初集》3o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余集》2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oo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oo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oo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o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
纂《平苗纪略》(52卷);十五年(181o)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6o卷“续编”36卷“附编”12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o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o卷)、《大清会典图》(46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o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卷)《学政全书》(86卷)《西巡盛典》(24卷)《军器则例》(24卷)《兵部处分则例》(78卷又续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续纂4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卷)、《吏部处分则例》(52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集》26卷《正集》1o8卷);《皇清续文款》(164卷)《三元诗》(1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1。道光朝还1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o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1oo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12o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1oooo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种著作合计79o7o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1。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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