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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1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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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就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皇朝封建权力支配之下并挥其政治上防“夷”经济上确保税收的作用的。从上述可知十三行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广东行商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封建垄断性质。
十三行之“夷馆”
广东十三行是靠海外贸易展起来并逐渐上升到垄断地位的庞大商业集团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行商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由于英国货在中国销路不广英国商人主要用白银和行商交易。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商馆数目通常为十三这与十三行的“十三”相同纯属巧合。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外舶至广东时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2同上页23。
3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133。
为其主顾。外商和行商的交易一般在商馆进行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严加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等带来货物行销售归还原本令其置货依限随同原船回国。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以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将货交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夷人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如行馆房屋不敷亦责成该行自行租赁房屋拨人看守以专责成。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责成行商、通事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其前后行门务拨诚实行了加紧把守遇晚锁锢毋得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买卖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身随行。如（行商、通事）敢放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轻重分别究拟斥革”1。尽管这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行商除允许外商留人在商馆料理来不及销售的货物外当时是基本执行的。外商进入商馆后行动上完全受行商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隔海的陈家花园（后改往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的通事随行约束。通事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外商外出时随行管束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口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等。通事的地位虽低于行商但也有稽查外商违法行为、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责任。
商馆中有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买办”他们必须由行商、通事结保并向粤海关领取牌照才能充当。当时寓居过商馆的美国商人威廉·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写到：“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买办“由助手们帮助管理公司（指外商在商馆的机构）及职员们的帐目他监督开饭并侍候公司代理（原注：外商公司的主任称大班即总管的意思）及帐房们。”1毫无疑问这些买办是执行着政府交予的管束外国人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这些买办有为外商驱使奔走的职能同外商接触最密切因而也最容易为外商所支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逐渐沦为外商的代理人。据记载1926年“一个深受信任的商馆买办在广州照管着一大笔活动资金并按照要求将利润交给雇主”2。这一部分买办从清政府管束外商的工具变为外商进行商业扩张的工具这是近代买办的前身。
商馆的建筑是相当讲究的每所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据外商记述：商1《史料旬刊》第9期页3o8；《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李侍尧折。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32。
2《中国丛报》（英文版）卷6。
馆的房屋“第一层为帐房、仓库、堆房、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苦力的房屋及具有铁门、石墙的钱库第二层为饭客厅（第）三层为卧房。每楼都有宽阔的走廊。”一百多年来商馆区“这块地方曾是广大的中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易其数量之大是不可估计的。”1当时在十三行租赁商馆的除英国、美国外还有法国、荷兰、普鲁士、瑞典、吕宋（即西班牙因当时菲律宾为西班牙所占）、丹麦等国。这些“夷馆”后来便展为各国商人的办事处如道光十三年（1832）英国驻华贸易席监督律劳卑的任所就设在英国商馆内。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了外国殖民主义策划侵华阴谋的重要据点。
十三行的衰落十三行的商业资本具有复杂的属性和特点。
十三行原来纯属牙行性质的代理商由于清政府赋予他特权他就变成了专门包办对外贸易的具有官商性质的商人成为封建的垄断机构。
十三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鸦片战争前进口的洋货中珠宝、毛呢和玩物之类占了极大比重而出口货中则以丝、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为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需的外贸机构是由政府控制的、独揽中外交易的行商组织这就赋予了十三行以封建性。充当行商需要政府批准总商由政府指定。行商除了垄断贸易、承保税饷、管束外商、取缔运入的违禁货物等任务外还要承担外商与政府间的文书传递甚至陪审中外涉讼案件在外事工作中代表着政府。这就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牙行的亦官亦商的双重性格。此外行商中多数人自身就是商人地主。总理洋行数十年的怡和行伍氏家族通过捐纳钻营同朝廷和地方官员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获得大量官衔、官职。他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巨大的地产而且还开设了银号数家进行高利贷剥削。这些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同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15—16。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1。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2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3。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18o1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1。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1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6。
2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3《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1《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1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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