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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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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贻直：《筹禁烧锅疏》见《皇清奏议》卷31；李殿图：《裕仓储以纾民力》见《牧令书》卷12。户谓之定山”2。江西“赣州各邑皆业苧。闽贾于二月时放苧钱夏秋收苧归而造布”3。农民缺乏生产垫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虚而入其间难免要夹杂一些高利货色彩但商人追逐的显然不是利息而是生产者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预买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事前约定事后履行的商业行为。一经约定农民便承担了按期交货的义务。为了履行义务而生产农民的产品就不再是被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从它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商业资本向小农经济直接渗透的表现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动仍需经过牙行的居间介绍。例如乾隆时褚华记载上海地区的农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户辰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1。行户“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2。又如棉布销地商人来到产地也必须先投行并由牙行经纪人代办收购业务。明末褚华的从六世祖就是一位专营棉布的行户商人“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姑估银与布捆载而去”。行户亦称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设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不过乾隆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3即客商自行组织雇用能够检验商品级别和熟悉市场行情的人员直接从事收购。所以道光时张春华指出：“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4。它的特点一是逐渐摆脱了牙行的束缚二是销地商人在产地设局遂由行商变成了坐贾。无锡之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而“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5。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垄断既大量收购产品又进行“以花易纱”或“以花易布”的活动力图在控制产品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原料市场促使小生产者更加依附于商业资本。苏州之布名重四方“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字号店商人把采购、加工、卖合为一体不仅自行设庄而且还雇佣工匠兼营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6。尽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没有直接支配棉布生产者但两种经营方式的区别仍然十分显著：花布行商人继续停滞在流通领域2嘉庆《湘潭县志》卷29。
3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1褚华：《木棉谱》。
2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3褚华：《木棉谱》。
4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5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6民国《吴县志》卷52引乾隆《元和县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却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他们和踹匠染工之间雇佣关系的确立就标志着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已经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江浙地区丝绸交易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牙行控制的曲折过程。以秀水濮院为例开初收丝有乡丝行收绸有绸行。绸行又分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1。后来外地商人也6续在产地设庄自行采办。两者的区别是：“盖昔时京省客帮到镇买货绸行系代客买卖今之绸庄则坐庆收货而销售于他省性质不同也”2。不过绸行的衰落只改变了商品收购的传统格局但在个体生产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人仅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难保证大宗商品的迅运转。因此在组织货源的问题上他们还必须另外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于是从纺织业自身的特点出由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提供原料换回成品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濮院之“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折丝”3。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产者织成以后持以易花双方联系比较松弛；但丝绸生产工艺比棉布精细专业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这种交换形式在丝绸行业中推行得更彻底。民国《吴县志》据采访册的资料记载当地专营纱缎业的账房其“开设年期有远至二百余年者”。“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1。机户直接向账房领织谓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丝名异实同。这些机户的大多数仍属于分散的个体生产但他们和账房的联系是固定的他们既不购买原料又不出售产品而是通过某种交换形式直接向同一个账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账房和字号同样体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是两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异罢了。
总之清代的商业已经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购商品侵入生产过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产部门的投资）导致商人支配生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之一。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业以市场为依托市场以城市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长和城市没有先天的血缘关系。民间俗谚：“无徽不成镇”；然而就在徽州这个地方其民“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2。商人一边从农村游离出去一边又把自己的“根”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亦农亦商农商相杂1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2民国《濮院志》卷14。
3同上。
1民国《吴县志》卷51。
2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
的双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转折时期商人阶层的矛盾处境所以他们只能审时度势徘徊于城乡之间。由此看来直到清代中叶为止商人支配生产的事例还仅仅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
第二节天下四大镇四大镇的展和繁荣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175o）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挥了重要作用。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过一百万两1。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2所制产品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3。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1。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2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3。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4。当时1参见《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2《嘉庆二十二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
3据乾隆六年《花盆行历例工价列》记载的产品有336种花盆行仅是石湾二十余行之一所以估计整个石湾陶瓷产品至少在千种以上。
1佛山市档案馆编：《佛山史料汇编》二页234。
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3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可见分工之细密。正所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5。当时全镇官民窑每年总产值约在六百一十万两以上其中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可见民窑产值之巨。
汉口在清初方兴手工业基础不如佛山、景德。但嘉庆三年据包世臣言：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1。可见汉口制铁业的规模也不小。朱仙的制曲业、酿酒业、年画业、染纸业素称达。创始于明代著闻于清代的“西双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河南各州县及安徽等地。清代朱仙全镇有年画店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行销各省。榨油业在清前期共有七十余家。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干也是远近闻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业的繁荣。
手工业的展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代佛山铁锅“贩于吴、越、荆、楚”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乡民仰食于二业者甚众”2。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后佛山铁锅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达二万斤3。石湾陶器则“通行二广”4甚至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5。丝织品也大量出口海外为“东西二洋所贵”。康熙年间佛山已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过广州。“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从进口方面来说佛山则是一个巨大的销中心。乾隆年间佛山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货充斥有“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等1。同时佛山还是广东最大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价也成为全省的标准价即所谓“广东各以佛山镇报价为准”2。由此观之从清初至鸦4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刘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对》。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3《雍正东华录》卷1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4范端昂：《粤中见闻》卷17物部《瓦缸》。
5据美施丽姬《石湾陶器研究》记载：现有石湾陶器实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阿拉伯半岛等地。
1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上》郎廷枢《修灵应祠记》。
2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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