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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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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1。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1。专业盐工确已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1。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2。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3。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4。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5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6。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6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1。“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2。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只要有活干即获报酬。据档案材料载：“富荣厂原有烧盐匠一项人等按月工资向有成例自前清嘉道迄于光绪开办官运均系一人煎烧五口每口每月定价八百文计算。”3盐工地位与雇主平等。乾隆年间犍乐盐场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2嘉庆《射洪县志》卷。
3同治《嘉定府志》卷4。
4温瑞柏：《盐井记》。
5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6光绪《大宁县志》卷1。
1光绪《大宁县志》卷1。
2《三省边防备览》卷9。
3《自井枧商李同富等为藉会要挟罢厂停煎授招工协恳明断一案报告书》自贡市档案馆1—1—1。所雇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同桌吃饭平等称呼”4。“论工受值”还意味着按有无技术及不同工种付给工资。富荣盐场担卤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返运送日值可得千钱”。而山匠、灶头因有技术“其值益昂”5。工价除按日、按月计算外尚有“持签运水”6即一担卤便得一签的计件形式。工资类型已经多样化。另外技术不仅保证工资高而且也决定了与井主的关系。灶头、山匠颇受井主重视关系密切地位突出井主甚至把部分招工之权交给他们表现了出于经营考虑而对技术工人的优待。这一切大致说明了富荣盐场盐工和井主间的金钱雇佣关系盐工丧失劳力便丧失生计。故有歌谣曰：“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老死喊黄天！”这些盐业“无产者”的存在标志着盐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关于盐业资本家。四川盐井钻凿耗资特巨。“井上工费或数万金少亦万余金”。有的甚至“费至三四万而不见成功者”。花的时间也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1。故经营盐井颇有风险困难甚多。但是“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债息且厚也”2却又是捞取丰厚利润的途径不少商人、高利贷者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其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其一直接投资。清代富荣地区开凿盐井投资者称“客伙”拥有井基、厂址者称地主双方签定凿井契约称为“出山约”。客伙出办井费用地主则出“一井三基”（井眼、车基、灶基、柜房基）再按比例分成。如乾隆四十四年契约称：“开出之日地主每月煎烧七天半昼夜蔡姓（即客伙）等每月煎烧二十二天半昼夜”。有的契约则是按“锅口”计算。所谓“天”或“口”乃是因投资多少而享有的盐、气收益单位。富荣东场以每月天数划分收益即将每月三十个昼夜分为三十班又称三十天三十日分三十水分。富荣西场则将每月总产量分为二十四锅称为锅口、锅分。
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者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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