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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10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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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1此事《明史》卷三o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1以上见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1。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1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o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1。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1。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2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3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4。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1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o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2《刘子全书》卷十四。
3《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4《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1。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2。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6、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1621）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1。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1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1《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2《刘子全书》卷二三。
1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1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1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2。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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