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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之大中华-第3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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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25年日本投降后，自十五年战争以来被忘记的币原喜重郎，重现被认识了使用价值，从而像不死鸟一样的复活了。东久迩稔彦辞职时留下一句话：“今后应该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组织内阁，在于盟国的密切联系下开展政务，而币原就是这样一个出名的对美亲善论者。当吉田茂就此问题探寻盟国总司令部意见时，麦克阿瑟当即表示同意，认为币原是个理想的人物。同年10月，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币原受命组阁后当即表示，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与占领当局12分合作的，以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内阁。第二天，政府根据自由指令精神，释放了包括共产党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内的3000名政治犯，摆出了与占领当局密切合作的姿态。10月11日币原初访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要求币原内阁实施“宪法的自由化”和给妇女以参政权，鼓励组织工会，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实现经济机构的民主化等。
1925年10月，“明治宪法”的修改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这个委员会是由著名政界领袖组成的，其主席是内阁成员松本静治博士。1926年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将新宪法草案初稿呈送给麦克阿瑟。这部宪法修改草案除了在个别词句上对旧宪法进行了修改，如：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外，只不过是旧宪法的一个翻版。见到这份草案后，萨镇冰怒气冲天，遂下令由东京民政局长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在中国等法律学者的指导下，一部具有近代民主国家精神的宪法草案终于制订了出来。当萨镇冰将军把新宪法的草案交到继任首相的吉田茂手中时，脸色阴沉的吉田茂只说了一句话：“这无异于**！”
192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文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894年起对中国的侵略置于不顾。
1926年4月，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众议员选举。战后相继恢复的各政党，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币原扔想以稳定政局和修改宪法为由，维持以进步党为执政党的政权，遭到自由、社会、协同，共产四党的联合反对。迫使币原于4月22日率内阁总辞职。
成千上万中国水手、士兵和记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其他九名日本代表团成员来到军舰上，注视着他们走到一张盖着毡布的凌乱的桌子前。桌子上摆放着受降文件。“我们等待了几分钟，就像忏悔的学童，在众目睽睽下等候可怕的校长来到。”代表团成员之一加赖俊一回忆，“我觉得百万双眼睛就像带火的箭一样射向我们，钻进我们的身体，我们感到浑身疼痛。”
萨镇冰坐在了乱糟糟的桌子后，面对日本人。“我们在这里相会，”他清了清嗓子，“主要交战国的代表，准备缔结一份严肃的协定，以恢复和平。这个问题涉及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已经在战场上决定，因此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或辩论的范围。”
“我诚挚地希望，”65岁的萨镇冰继续讲道，他的双手在挥动，“这实际上是全人类的希望，希望在这严肃的场合，一个更好的世界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诞生。作为中国最高统帅，我确信要用正义和宽容取代身上的负担，同时保持必要的部署，以确保投降协议充分、及时和忠实地履行。”
萨镇冰走回去，示意币原喜重郎签署受降文件。这位外交官一瘸一拐地坐在桌子旁。他慢慢地脱下黄色手套，摘去丝帽，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凝视着面前的文件达几分钟之久。
“告诉他往哪里签字。”萨镇冰对卢澧将军说，卢澧迈步向前，指出签字行。外相签上了名字。梅津将军对坐下表示轻蔑，他向前迅速地划上签名，又僵硬地返回日本代表团。
现在轮到萨镇冰将军代表中国签字了。他使用三支钢笔，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把第一支笔递给卢澧将军，卢澧在整个仪式中一直呆在萨镇冰身旁。把第二支笔给了刘志雄将军。萨镇冰拿的是鲜红的笔，他签完字后，把笔拿回家，送给了夫人和儿子。
海军上将萨镇冰代表中国签了字“让我们为世界恢复和平祈祷”萨镇冰拉长了声音，“议程结束了。”
日本人被带走以后，萨镇冰用胳膊搂住萨镇冰问道：“飞机在哪里？”在头顶上，太阳好像得到暗示，在那天第一次挂在天空，照耀着富士山山头和1900架成群飞过的中国飞机机身。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终于结束了。这场悲剧夺去了500万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耗费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战争经历了六年后，炮声终于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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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五章 德国复苏
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首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发达的20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swncc150/2和swncc150/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中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发布。
根据《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精神，中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李岱青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
1925年8月28日，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成立。司令部下设参谋本部以及民政、法务、经济、科学、民事通讯、自然资源、统计资料、民间情报、教育和公共卫生9个局，所有人员均由美军担任，在地方再设8个军政部。中国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李岱青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和更换政府人员，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太上皇。
第一号命令，宣布解散日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解除所有日本军队武装并复员；强行规定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至10月15日，通过日本政府解除了336万军队的武装；海外375万日本军队的解散和复员，直到1926年才基本完成。
重塑日本人的精神192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机密文件，编号为swncc162/2。这份文件指出，以李岱青为首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下发的有关指令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所解决的只是中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
中国人在swncc162/2号文件中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李岱青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日服3次，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
中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中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从战术角度讲，中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中国人在swncc162/2号文件中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中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中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中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李岱青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中国人还认为，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过程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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