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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1950-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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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一定和苏联同志们站在一起，核技术不扩散是对我们两国和世界人民都责任的。”主席表示赞同。
事实上，两国在日内瓦的代表已经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新的核不扩散协议作为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表态，而北约国家的反应如何暂且未知。在国际上同气连声的中苏两国为北约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一点和原历史上大不相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隔阂由于辽宁省穿越的影响逐渐消弭，而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猜忌和裂痕却没有因此得到缓和。
而在军事以外的方面上，苏联对中国的各类需求要大得多，来到北京的斯大林终于可以查阅那些中方之前答应给他的研究资料。在这些资料当中，斯大林了解到了原历史上的苏联在经济建设这方面的缺陷之大，对轻重工业的资源投入不均衡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农业方面则更是糟糕。
苏联代表团在新装修的钓鱼台国宾馆见识了未来世界的生活水平，那些精致的电器家具让他们感到爱不释手，苏联的民用工业品总是有一种设计上的简陋感，尽管斯拉夫人并不欠缺艺术细胞。几乎每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都向中方打听进口那些电器和家具需要多少价格，其中苏联工业部门的考察团成员直接询问能不能引进这些先进民用品的生产线。
和军事工业不同，中国对于出口民用工业品这方面没什么顾忌，毕竟在自然条件上讲中国发展大规模工业的优势比苏联大得多，即使未来面临产业竞争也没什么好怕的。在钓鱼台国宾馆陈设的那些未来生活套装本就是一个展示窗口，其中的每一件家具和电器都是可以出口创汇的。如果能用这些制造成本不高的洗衣机、冰箱、空调之类的东西换来大量的稀有矿物和原油，我党自然求之不得。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合作，可以先采取来料加工的方式。具体来说，贵国提供所需的工业产品的订单和原材料，由我国进行加工生产，在这过程中我们将一部分原材料作为加工费。当然了，技术出口的事情也可以谈，具体的价位还要等具体的政策下达。”
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之外，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自然要和中国的有关部门商讨相应的合作事宜。中央特地让辽宁省政府运了一批代表性的产品，到北京这边来给苏联同志们参观一下。
“这些家具和电器固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谈一些更大的项目，比如我们之前乘坐的汽车？”前来参观的苏联代表和负责接待的中方负责人提出想要引进作为公车的那几辆红旗轿车的生产线，这其实是苏联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提出的。
“您是说那些红旗轿车？”中方负责人有些尴尬地问道，门外的那些豪华版红旗轿旗车恰好是那几种辽宁省还不能马上开始生产的东西之一。
苏联的民用汽车工业在这个时代和之后的时代都堪称悲剧，由于质量糟糕的苏联产轿车在国内依旧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汽车工业完全不思进取。对汽车有些兴趣的斯大林本人就批评过苏联的民用车产业，但这只是让他们照着美国别克轿车的样子特地生产了一批豪华轿车给苏共高层使用，民众能买到的苏联轿车依旧是质量糟糕的那些东西。
为了改善苏联国内的各种消费品的糟糕现状，苏联的工业部门代表几乎和中国的接洽人员询问每一种商品的价钱和引进生产线的可能性，汽车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
“如果是刚才我们乘坐的那种汽车的话，估计短时间内不能提供，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其他样式的轿车，舒适程度不比红旗汽车要差。”中国负责人指的自然是辽宁省内的一些合资汽车工厂，除了部分改造为军用车生产线之外，那些工厂也保留了一些民用车的生产线。
不过这个时代不用受到专利的限制，就算把宝马的汽车贴上红旗的车标也没什么关系。
“嗯，除了汽车之外，我们希望在所有民用工业产品上与你们进行合作，只要能够大量进口或者引进生产线，我们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合作方式。只要是中国同志们可以提供的产品，我们愿意照单全收。”苏联代表非常爽朗地说道，他在这几天的观察中基本确定中国人拿出的任何一种产品都比苏联的同类产品更加优秀，甚至更加便宜。
苏联人的豪爽使得中方接待人员大喜过望，他们之前在外贸行业谈生意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不得不感叹苏联同志们比后世的那些人人要回扣的外国采购团好多了。
吸取了历史教训的苏联十分注重人民的生活质量，而这些中国提供的来自未来的消费品无疑能给苏联国内的消费市场带来一次巨大的变革。
在谈了一天的合作事项之后，中苏两国的外贸人员共同参加了为庆祝今天达成的一系列合作而举办的酒会，醉醺醺的苏联同志们不停地称赞中国就连伏特加都比苏联国内酿得好。
第172章 命运的共同体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带走我党承诺的驻军保护和商品技术，斯大林真正想要寻找的是一条能让苏联发展起来的道路，无论是政治层面上还是经济层面上。后世有关苏联解体和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问题的分析描述已经让这位在晚年有些固执的苏联最高领导人重新变得可以接受意见起来，他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能力恐怕还不能解决过去积累起来的问题。
斯大林虽然还没到过辽宁省，但是也基本了解了那个来自未来的地区的人的生活状况，他们能在帝国主义的全力围攻下保存自己并高速发展，这和轰然倒塌的苏联截然不同。后世中国人的建设理念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他们的经济运行中既有计划经济的部分，也有市场发挥的作用，坚决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也不排斥市场带来的活力和适应性。事实证明，这套办法或许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它确实推动着一个人口多达十四亿的经济体在向前向好发展。
苏联现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后世的中国研究者弃若敝履，斯大林发现他们承认这种经济体制成功让苏联在帝国主义环绕的情况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纳粹德国。中国官方的看法是，斯大林在特殊时期使用了特殊的经济体制，避免了只把经济建设的目光放在国内这点小环境下的普遍错误，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风险的误判加上后续领导人的个人保守风格，导致没能及时扭转这一经济体制中的不适合和平时期建设的部分。
后世的许多人也没能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有多强的实力，将自己对经济运行的目光限制在一国之内，不能准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有多么的迫切。但是现在的情况对比起原本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攻守之势不再是那种此起彼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一边倒的中苏攻势、美欧守势。另外，双方的科技水平也发生了完全的扭转，社会主义阵营中仅中国一国的技术水平可以说在一夜之间远远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叠加。社会生产力方面虽然还短暂地处于双方平手的状态，但是中苏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也会迅速超过资本主义阵营。
而在原历史上最困扰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方面，中国一国之力就足以压服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抵抗，无产阶级政权自诞生那一刻起就不得不面对的被帝国主义旧势力围剿的状态宣告终结。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之下，苏联自然需要寻求一条和平发展建设的道路，原历史上那种以军事霸权为纲的建设思路必须立刻抛弃。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资料包括了后世记载的整个苏联历史和后人对苏联的研究评价，虽然并不包括那些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也没有解密的资料，但是他所看到的也在整体上从各个方面还原了整个苏联的兴衰史。而斯大林所寻求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相关资料则事关中国本身的历史，这部分内容是不会向他这个外国领导人透露的，因此他只能主动向毛主席询问。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和你一样也是个初学者，我们现在的思想还没能完全理解后世的那种建设思路。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学生，要当苏联同志们的老师还缺点火候。”主席在回答斯大林的提问的时候坦然承认自己对后世的经济建设过程也在学习当中，要向他描述的话还做不到，“我们的国家确实在未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走的路肯定是不能原本地照搬到其他国家的身上。”
听了主席的回答后，斯大林明白这是对方的开场白而已，在和中国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必那么追求立刻得到所有答案，他们在说正题之前的开场白也并不会毫无内容。于是，斯大林继续问道：“中国同志们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我看到后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选择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我对这两种事物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很感兴趣。”
事实上，斯大林在这之前并非没有考虑过国家经济的部分市场化，他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后来他由于多种原因停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为了中央集权将列宁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哈布林打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并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像乌龟一样爬到终点，但我们终究在不停前进”的观点，直接在国内实行被后世称为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系。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虽然因为自己多疑固执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执着于集权，但是他并非看不到苏联经济中的问题，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兴盛、商品的匮乏和福利的高涨明显预示着经济系统有着根本性的问题。他认真地考虑过如何改良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和美英等国的国际斗争上，直到王稼祥将那份至关重要的资料带到他的私人别墅之前，他都没能下定决心。
“我们很乐意向苏联同志们分享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而有关这些内容，我想贵国会从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当中获益良多。”主席笑着说道，他们二人耳朵上戴着的同声传译装置可以准确地识别主席的湖南方言，即使在未来也属于先进科技，“虽然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市场经济是有其优势的。我们也不应该把货币和资本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用公权力将其束缚起来，作为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刚建国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理论上，如果没有后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压力，苏联一直保持这种折中的发展思路的话，未必会在1991年就宣告解体。但是新经济政策也并非没有缺点，那就是它对市场的限制依旧太大，而且和后来的各种政策一样束缚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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