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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1950-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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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历史上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无限制暴增，以及工业在最初一段时间的爆发之后发展较为缓慢，导致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趋于停滞。许多农村人一辈子都走不出出生地的十公里之内，农民的后代还是农民，工人的后代还是工人。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快地享受到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成果是我党的历史使命之一，辽宁省的到来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随着工业发展的加速，逐步逐降低农业税税率，直到彻底取消农业税将被列为我党在二十世纪结束之前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
不过在推广全国性的农业政策之前，中央还必须先解决一个尚未完成的重要任务，那就是新解放地区的土地革命。自从1946年发布的《五四指示》之后，解放军将土地改革运动带向全国各地。时至1951年年初，长江以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在大西南地区，尤其是刚刚解放不久的西藏，土地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
中央现行的土地改革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而且得到人民广泛拥护的，不过辽宁省带回的经验教训依旧有可取之处。现有的土地改革方式基本是简单地均分土地，而辽宁省的研究员们则建议在均分的过程当中留下一部分公有土地作为农业技术改革的示范田。
而除了在已有的农村地区进行的运动之外，开垦东北平原的耕地也是一五计划期间的重中之重。原历史上的新中国从1958年开始，动员数百万内地知青到东北平原和新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垦荒开发，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平原和新疆地区改造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之一。
当时之所以要动员数百万人进入条件如此艰苦的垦荒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的机械化农业发展缓慢，以人力代替机械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实属无奈之举。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辽宁省境内就有着大量的机械化生产的国营农场，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东北平原是一五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之一。
到1951年一月初，辽宁省各地的车辆制造工厂已经着手改造生产线，现在辽宁省车辆制造工业的主要目标是运输类载重车辆、军用车辆和农用车辆。新中国的农用拖拉机由于起步较晚，而且发展不够受重视，导致到了2025年的时候，农用拖拉机产业只是刚刚跟上国际先进水平的末尾而已，距离最先进行列还差得很远。穿越导致的产业链断裂更是导致辽宁省能够生产的农用机械水平进一步下滑，不过就算这样，其技术水平也足以领先目前的时代。
全机械化的垦荒队已经随着辽宁省通往吉林、内蒙古和黑龙江的铁路恢复通车部署在各个主要的农业区，中央的期望是他们能在1951年的夏季耕种植前将辽阔的黑土地改造出数十万亩的可用耕地。事实上，东北平原垦荒计划也是新中国在这几年投入农业资源最大的项目。
另外，在全面开发东北平原的同时，辽宁省的专家团队也特地提出了在原历史上被忽视的一点，那就是东北地区的湿地和森林保护。在21世纪饱受雾霾和沙尘暴折磨的人们自然不会再犯历史上的错误，虽然在开发过程中避开保护区会使得可用耕地减少，但是我党最高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不会为了近几年的粮食问题破坏全国环境的百年大计。
就这样，农业改革的春风即将从辽宁省吹向全国各地，鸭绿江畔的稻花香终将可以熏陶整个新中国。
第164章 经济与社会
在辽宁省开始向全国各地输出工业产业链之前，政务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需要中央进行决定，那便是经济体制如何架构，企业如何发展。新中国要发展工业，就要建设工厂，有了工厂就要有相应的企业进行管理。
对于老一辈的革命家而言，建工厂办企业都是新鲜事物，原历史上的新中国的第一批企业基本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的，不仅仅是在技术上一脉相承，在管理和其他制度上也完全照抄。在学习到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也把苏联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缺点一并带了过来，有些传统就这么在中国一直流传到21世纪。
传统的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说没有其优点，它先后使得苏联与新中国从工业较弱国家和完全的农业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重工业大国，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人民第一次有能力在帝国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格局下保全自己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发展生产力。但是问题就在于工业体系建设完毕之后，这一套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下一步发展。
倒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过于落后而无法适应发展，而是社会生产力过于落后以至于无法发挥计划经济的真正优势。直到21世纪初期，人类的计算能力也远远达不到算出社会资源最有效配置，生产力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计划的程度，尤其是在人口大量上升的情况之下，社会需求的复杂程度指数上升，完全由政府指导生产不太可能满足得了人民的需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开放一部分民营经济的目的就在于让市场引导社会资源，以减轻政府指导生产的压力，避免完全计划经济下由于应变能力不足导致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在苏式计划经济中对农业问题的考虑不足，并不适合中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情。新中国基本上也把苏联那种剥削农村补贴城市的积累方式照搬过来，导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了诸多的水土不服。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过去的其他社会形态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而且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在1951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左右，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几百年的演化，按照社会阶段论而言，资本主义尚未走到尽头。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尝试直接跳过某些社会阶段，从辽宁省已掌握的历史来看，无一例外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客观规律上碰得头破血流。
原历史上的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充满了曲折和艰难，可以说除了一五计划期间以外，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得到足够大的发展。按部就班的发展出来的新增产能迅速被无限制扩张的人口稀释，国民生活水平也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在城市当中，工业化建设带来的大批重工业企业确实使得一批从农村中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以成为产业工人，并进一步为扩大生产做出贡献。但是随着苏式工业化建设而来的是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在城市的公共医疗、教育和文化服务没能跟得上城市人口扩张的脚步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本该只作为生产部门的企业却负担起了不属于它们的公共服务义务。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还住不起土胚房的时候，大型国企的职工就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虽然这种福利在后世看来算不上什么，但那时候的全国大环境中也只有城镇居民享受得到福利政策。而且国企职工的岗位一般是隐性世袭制，一个工人的职位很大概率由自己的儿子或是其他亲戚继承，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根本离不开农村，罔论进入城市竞争就业了。
工业城市的生产制度持续僵化，工业生产的新增就业岗位甚至无法满足城市内部的新增劳动力，以至于在六七十年代不得不搞上山下乡，将城市劳动力直接“放逐”到农村地区。直接导致在知青回城的那段时间里，暴增的城市人口使得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严打”就是在那一时期中，由于基层组织无力稳定好随人口一同上升的犯罪率而出现的。
这种福利制度在大型国企的劳动生产率尚未落后的时候还足以维持，但是到了后来企业效益一再降低，最后国家已经不得不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企业存在的时候，这种福利措施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在原历史上的八九十年代，东北地区国企的生产技术落后和不断攀升的资产负债率终于导致国家财政再也无法支撑，这一切便最终导向了国企破产和下岗潮。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也谈不上多好，数百万户居民长期地居住在地下室、走廊过道乃至是厕所和下水道中，等待遥遥无期的住房分配。
而在农村当中，新中国从建国以来到二十一世纪之前的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某些问题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首先就是农民的生存问题，后世的人们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不少地区的农民会在当年收成不好的时候集体逃荒要饭，这一现象在西北和西南的贫困地区尤其明显。
虽然原历史上的新中国也经过农业技术的改革使得平均亩产有所上升，但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农村实际人均收入和1957年并无差别，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在那之后还下降了。无数农民活在绝对贫困的状态之中，仅有的收入将将维持生活，用以购买柴米油盐和棉布等基本生活物资，更不要谈什么文化娱乐项目了。至于下岗，岗都没得上还谈什么下岗呢？
在后世的印象当中，新中国一解放，土地改革一结束，农村就稳定了，农民就是共和国最稳定的基本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刚建国的时候饿死人的现象很少出现，加之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总会忍一忍就过去了。而在几十年后，如果农村补贴城市的现象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农民迟早会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进城讨饭。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再后来已经导致上山下乡时期，农民对知青的不待见，以及一些比较严重的民事冲突。
主席在辽宁省的数据库中查阅到的一份七十年代末中央干部到贫困县调研的报告当中就有提到，当时这个县的农民一共有三大愿望，第一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二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三大愿望还是吃得饱饭。至于出生在农村的大量人口，除了成为农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路可走，教育和医疗都维持在最低水平中的最低水平，仅仅是不会大量产生文盲以及不会产生大规模恶性传染病的程度。
除了中央干部的调研报告之外，主席还提前二十多年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省一名小学教员写给他的信，描述了自己的孩子在下乡务农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生活困境，以及城内干部子女在下乡之后不久就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名义被调回城市工作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家庭身上发生的个例，而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和体制僵化导致的全国性的困难。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全都走向了瓶颈，改革来得越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越大，人民为改革付出的代价越惨痛。
而现如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比起原历史上大有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历史上的发展历程。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道路需要从一开始就想明白从哪里进行改良，以免再次在客观规律的墙上撞得头晕目眩。
“首先是在工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走专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老路。既然国家的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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