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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七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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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烦人的夜晚，我们三人坐在船头，对着月光、水波、渔火，默默无语，只有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此情此景，如同唐代诗人张继写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千古绝唱，表达了无数游子彷徨、无助的心境。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表姐夫一家就要启程了，我怀着对表姐夫、表姐的感激之情和对菊舫的友爱之情，给他们送别。临上船，许菊舫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塞给我一张小照片，低头上了船。我和表姐夫、表姐一一道别，祝愿他们一帆风顺、平安到家，也祝菊舫、晶晶健康成长。
船启航了，我对表姐夫大声说：“多保重，一路顺风！”菊舫也站在船头，挥动着小手，此时她已成了泪人。目送远去的帆船，我心里好像空荡荡的，黯然神伤，悻悻回到学校。
解放后，许菊舫定居洪都。1956年，我到金陵学习，返回南诏省时顺路到洪都见过她一面，她已是二个孩子的少妇了。有一年，我和老伴回豫章省探亲，与她再次重逢。后来她也到过文山老家看望张学宣（他们是嫡亲）和我，大家都老了，相互祝福长寿，谁知1988年她得癌症去世了。她辛苦抚养了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有的已在美国工作。她这一生喜悲参半，喜的是三个儿子都长大成才，她还到过一次美国；悲的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多磨难，由于出生不好，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已二婚的倔老头，双方又没什么感情。
军大真的就要开拔了，人心浮动，各种思想都冒了出来——怕苦、怕死、意志动摇。学校针对学员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组织大家重新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要求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说问题、谈打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自古以来人们对生死就有不同的看法。陶靖节曾说过：“死生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陆游诗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清照更干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何等的气派！但是革命的生死观与封建社会的生死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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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车站插曲
一位伟人教导我们：只要是为着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死得其所；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比鸿毛还轻。“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就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观最好的界定。
讨论极为热烈。大家都认为，革命并不是让人去死，问题是如何看待死，革命还没有成功，牺牲总是难免，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作为一名军人，就看你敢不敢为革命献身。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死有何惧！这就是革命的生死观。校部为了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的生死观，还印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杜政委说：“保尔·柯察金是千千万万革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为了推翻沙皇的残暴统治，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英勇战斗，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还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他身残志不残，把一切献给了伟大的的解放事业。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
霍指导员要大家抄录保尔说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当他回忆往事时，能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政委说：“我们要用保尔的精神来对待生死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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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指导员接着说：“从保尔身上我们得到启发，要革命必须彻底抛弃小知识分子的个人感情。先国家，后小家，先为民，后为已。希望大家抛弃儿女情长的脆弱性、动摇性，义无返顾地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的谆谆教导，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通过讨论，提高了认识，大家再次向组织表决心。
我保证书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到底，绝不当逃兵，在革命的洪流中考验自己。”时间是：1949年8月14日。
开拔的那一天，我们二大队没有一个开溜，还破格录取一名女兵，受到校部的表彰。
1949年8月15日早晨，部队列队走向火车站。一列长长的列车停靠在岔道上，各中队点名上车。
一节“闷灌子”似的装货车厢，挤上七、八十号人，正好一个中队。那位红军大队长逐个车厢检查了一遍，看了看我们幽默地说：“委屈你们知识分子了。”上车后等了很久，不见车动，这么多人挤在无窗的货厢里，闷热难受，又不能下车活动，等到十一点左右，轮子还没有滚动，火热的太阳悬挂在空中，炽烤着四面不通风的车厢。大概上级“体恤民情”，传令大家下车就地休息。尿憋得胀鼓鼓的，又不能远走，只好躲在车厢下“放水”了。
这时，远处一位中年妇女缠着校政治部李主任和大队政委杜晶要求参军。女同志身穿兰士林布上装，灰色长裤，留着短发，手上挽着一个小包，农村妇女模样，哭叫着要参军。也许女同志爱哭、又善哭，三哭二哭，终于打动了两位领导的心，于是破格录取，编入女生中队。
这一幕刚完，一个中年汉子，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找到了她。男的是她丈夫，求她回去，那女的坚决不回，那男的没法也哭了起来，小孩也不停地哭喊着要妈妈。那女人气呼呼地说：“你还是个男人，有什么好哭的，你可以带大孩子，我已经下定决心去参军，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回来……今天我决不会回去，除非打死我！”看她那气势，参加大军是铁板上钉钉——决不动摇了！那男子低头不语。部队领导也连说带劝、加批评，男的无可奈何只好牵着小孩走了。
火车启动，“呜”的一声长鸣，向南奔驰。
这时车厢里，大家对刚才发生的事议论开了。
“这女同志也是的，何苦呢？有家有室的，还赶什么革命浪潮？”
“嘿，这女的不简单，抛夫别子毅然从军，大有花木兰从军之气派！”
有的人分析，可能是她丈夫或者家婆对她不好，或者男的吸毒无可求药……议论极活跃，争论也很热烈，各有所感。中队长这时两耳闭门似的，一言不发，任凭大家高淡阔论，争得面红耳赤，等大家都不说了，他那晋北大嗓门响了：
“我赞成那女同志弃家从军，因为她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对封建伦理的叛逆性！”一语惊艳四座！
“你们不知道，那女的家里很穷，欠债去给地主家做童养媳，三岁上门，地主家不把她当人看，受尽了苦难，被迫嫁给地主儿子，如今解放了，不挣脱家庭的束缚出苦海，还待何时？！这就是革命，懂吗？”
到底是老革命了，看问题深刻，水平就是比我们高一筹，大家又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火车走得并不快，一则枕木腐朽，二则超载，震动较大，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到达黄城县时天已黑了。下车后就宿营在村里的大树下，也管不了蚊子叮咬，一觉睡到了天亮。
今天要考验大家的脚板子，从黄城到清樟，不远不近约八十华里。每人背一个背包、带一把油纸伞，部队成两列纵队前进。天气炎热，趁早赶路。开始走得极慢，一小时走不到八华里。性子急的要求走快点，这样磨磨蹭蹭让人想睡觉，但部队还是按部就班地走着。
红红的太阳，光芒万丈，热气炙人，考验着每个学员。后来部队加快了步伐，中队与中队之间间隔十米，雁行有序，每个人的前后顺序也不得乱，以后天天如此，不得超前也不得挪后。这样大家前后熟悉，即使夜间行军，少了一个人都知道是谁，你看这个规定多妙！
走了近40里路程，背包愈背愈重，压得肩上怪不自在。有的同志背包十来斤，后悔没听上级忠言（规定最多八斤），现在自讨苦吃，看看那些老八路，小小的背包一个，背在肩上轻轻松松，悠然自得。那些女生就惨了，大包小包，挂满了一身，不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下越发沉了。
邓小林调侃地说：“女同志嘛，秘密东西可多了哩！”
有人调侃道：“你去检查过呀？”
逗得大家一阵嬉笑。一路说说笑笑，摆摆龙门阵，还有点公子哥儿逛大街的味道。下午五点多钟到达清樟，宿营在一个有许多樟树的村子里。走了一天的路，都很困乏了，这是军大学员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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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前站乐趣
8月17日，从清樟向淦县进发。公路是沙石路，坑坑洼洼，沙子老是往鞋子里窜，不得不脱鞋倒沙，脚外是鞋磨沙，鞋内是脚磨沙，嚓、嚓、嚓，都成了“冤家”。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钟，天气最热，头上烤、脚下磨，个个走得头上直冒烟，情绪低落。我们那位大个子大学助教，任我们的副班长，他振作精神，放下“架子”，哼上一段京剧小曲，大家一听都忘了疲劳。
他唱“打渔杀家”一段时，指导员居然能与他配合对唱，引得大家一阵子叫好，也引得路边群众好奇地笑起来。指导员说：“大家唱个歌吧？”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嘹亮的歌声飘向田野，飘向村庄，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提了起来，足下也生风。这是我出生以来的第一次“长征”。
到达淦县，不少人已走不动了，双脚也起了大大小小的血泡，袜子、鞋底磨穿不少。明天还得赶路，鞋是第一“战友”，不能扔掉。于是有的人就把包袱里的“私货”——短裤、毛巾之类，做成垫子，垫在鞋内，保护好脚。
小鬼邓小林大叫着：“看哇，我轻装了，重新装备了弹簧底。”他神气十足。
在他的启发下，大家立即仿效，既减轻了背包重量，又保护了脚，真是一举三得。
淦县是个小丁点儿县城，公路两旁稀稀拉拉有一些民房、店铺，街道极脏，没有电灯，当晚住在城外，好在天气热，露宿凉快，只是蚊子攻势凌厉。我们就想出个办法：把那把大油纸伞撑开，蚊帐罩在上面，人就蜗居其中，真是逍遥自在，以后只要是露宿，都用这个办法对付蚊子的“轰炸”。
晚上没有电灯，无法写心得体会，部队就组织大家20人一个组，围坐地一起，讨论有关问题或者总结一天来的行军情况，检查行军纪律、思想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评，最后集中在一起，中队长作总结。
中队长是一位老革命，他出生太行山，参加革命十几年，如今已四十多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行军、做工作比我们年轻人强多了。
从我参军起他就是我的领导，对我们就像对待他的孩子一样，关心备至。
他常说：“我儿子比你们大，儿子比我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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