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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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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
当初，中国作家协会问我：水上勉先生率领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来，你能不能陪同他们访问？我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正在写小说，写到一半停下来，会事倍功半。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来日无多。拿出两周时间去既辛苦又难作好的事情，难免有点踌躇。但我还是答应了。一半是因为我不能纵容自私的念头作祟，一半是出于对水上勉先生的特殊感情。我读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壶》。老舍先生是我相识多年的前辈，他含冤逝去，我不能写文章悼念，而水上勉先生远在东瀛写了出来，我感谢他，敬重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后怕。怕我当初一念之差拒绝了陪同任务，失去这么一次美好的经历。
对一位年长者妄加评论，是不礼貌的。可我总忍不住对别人讲，水上勉是个极有魅力的人。
我和水上勉先生相处两周，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几年前，他在北京见到一方砚台。东西很好，价钱也惊人，他没有买。这次到北京，他又钻到那家商店去了。砚台还蹲在老地方，睁着诚挚的眼睛看着完。他看了它一会儿，走出商店。在店外犹疑了半天，又返回去，到底还是花重价把它买了下来。从此他把一二十斤重的石头放在手提袋里片刻不离。上飞机提着它，乘火车也提着它，他对我说：“为买这块砚，我准备了好几年。”我知道他不会在经济上作什么准备，而是思想准备，我能猜出，他一想起没买下这方砚那种后悔莫及的样子，也知道他重新看见它，重新看见它的标价时又是怎样的犹疑不决的可笑状态，我敢打赌，他童年时一定有过执著的迷恋一件玩具、一种事物、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脾气。而贫苦生活也使他养成谨慎和节俭的习惯，当这两种习性发生矛盾时，他会认真地苦恼。他提着那笨重的石砚旅行的样儿，真像个抱着玩具不放的孩子。为此我还开过他一个玩笑。在成都，我和中野孝次君发现一座桥的石栏雕刻十分精美。我就说要是把它拆下来送给水上勉先生，他也会高兴地提着它不放，虽然这石栏有上百斤重。
古人云：“对酒当歌”。中国文人如今还喝酒，但不大唱歌了。日本仍保留着这习惯。我喜欢水上勉在杯前放歌的样子。他眯起眼，歪着头，轻轻晃着身躯，自己先陶醉在梦一样美的境界里。听的人也就忘了他嗓音的好坏，不计较歌词听不听得懂，不由得随他浸沉到梦一样的境界里去。我在这儿看见了青年的水上勉，风流倜傥，热情真挚，他自己创造了艺术的美，而这美又反过来陶醉了他，支配着他。
他一路都在写作。刚到西安，他闭户一天，写完二十页稿纸寄回东京。到上海，距他回国只有一天了，又寄出一篇稿子。我有点惊讶。我和中国作家结伴旅行，发现能在繁忙的参观访问中不间断写作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十多岁、以精力充沛著称的刘绍棠。可水上勉已是六十六岁，按中国旧的说法，是“年过花甲，功成名就”的人了。仍然如此严于律己，自强不息，完全是一副中年斗士的姿态。我似乎窥到一点他成功的秘密，就是“亚精于勤”。我想：再也找不出比“勉”字更合适的字眼给水上先生命名了。
有一次在回宾馆去的车上，他问起我的家庭生活情况。我告诉了他过去的不幸和新的生活情景。他关切地说了许多安慰、祝愿的话。那种亲切、温和的神情，那些饱经沧桑、深有阅历的见解，第一次使我想到他已是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一位忠厚长者。
这样，我就在半个月内，看到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不同时期的水上勉！以前，我只在作品中认识了水上勉，现在，我从水上勉本人更加深了对他的作品的认识。
我总是把中野孝次和黑井千次两人的年龄弄错。我以为黑井比我大，其实他比我小一岁；我以为中野和我同年，其实他比我大六岁。
黑井千次先生老成持重，认真不苟，有点学究气。说到眼睛花的毛病，我告诉他中国有句谚语：“花不花，四十八。”四十八岁一定要戴眼镜。这句话他后来问了我足有十遍，并且写在本子上反复地读。在飞机上他和邻座一位女人谈“君子兰”的闲话，也是拿着纸笔，样子像在写论文。两周之内他学会的中国话最多，讲得也最准确。在我知道他的小说以写电子时代的日本人见长，而井出孙六先生则拿手写明治时代的生活时，我暗自以为上帝在安排他们两人的事情时一定打了个瞌睡，弄颠倒了。黑井先生的气质更像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井出孙六，是个生龙活虎般的人，像只上满发条的陀螺，在大千世界飞快地旋转不停。不管几个人同时上街，走在最前面的永远是他，一起游公园，如果忽然丢了一个人，也必定是他。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哪里都去，什么都买，一眨眼的工夫，不知他从哪里又抱了一堆东西来。我们到桂林那天，气温摄氏38度，热得使人窒息。一下飞机他就大叫：“哈！真热！哈！热得发蒙了！”但刚进宾馆，才放下行李，他又跑到街上去了。他热情、开朗。在上海他访问了一位采访对象，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讲他要写的这篇作品的内容。日本民族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精神奋发，勇往直前。井出君在这一点上很有民族特点。在火车上他在闲谈中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发现一夜没有摘眼镜。他嘲笑自己太马虎。我说：“戴着眼镜睡觉好，你做梦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相信他在梦里也是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到处奔跑的。
我自以为了解最多的是中野孝次兄和小兄弟宫本辉。
称宫本辉为小弟弟，是从年龄上讲。他的作品却有着中年人的深思和老年人的成熟。一路走来，不论宾馆的服务员、出租车的司机，一听他是《泥之河》的作者，都睁大眼睛说：“他怎么这样年轻？”后来，我知道了他儿时的坎坷，更加相信“文章憎命达”这句话。好的文章总要和作家的恶劣命运结伴。但是苦难的生活只是使宫本辉目光锐利了，思想成熟了，却没有磨去他的朝气。初见宫本辉，你觉得他年轻活泼，才气横溢，举动上有时像小孩学大人那样装得一本正经，有时又一片天真甚至有点任性。但你不要被这表面的东西骗过了，你听听他关于哲理的一些思考，了解一点他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就会知道他的心灵比他的外表要成熟老练得多。结果就是外在的宫本辉比内心的宫本辉年轻，作家本人比他的作品年轻。这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生活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痕迹总比留在体表上的痕迹更清楚更深刻，我相信，宫本的更强的光辉还在后边，它会更加耀眼，更加绚丽！
最近我在读《麦子熟了的日子》。一打开书，那情景，那风光，那作者跳动的心，使我感到那么熟悉，以至忘了是在读书，仿佛中野孝次君和我在继续闲谈。我们曾这样由北京谈到西安，西安谈到成都，成都谈到上海。我不知道在其它国家的作家中，我是否也能找到这么多共同语言。
我们一起参观商品展览会和逛商店，常看到许多昂贵的高级家具，一到这地方他就催我快点走。他说：“这不是我们能买的东西。真给我这样的东西，我怕坐在上边反写不出小说来了。”我说：“鲁迅先生故居里所有的家具加在一起，也没有这里一件值钱。”他点点头，说布莱希特和日本一位前辈作家的书房也是毫无华贵陈设的。我去国外访问，感到最苦恼而又难以拒绝的事就是主人出于好心安排的风景游览和没完没了的宴会。这次要我陪外国作家，我就尽可能领他们看北京的胡同，陕西的窑洞，偏去吃北京小吃和羊肉泡馍，到了上海则去城隍庙坐茶馆。这一点得到了中野最热心的赞同。他告诉我；“总是宴会，接见，参观风景区，太没意思了。我就是要看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这两件事一下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此后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谈生活、谈文学，常连说带写一谈四五个小时。
中野像井出孙六一样，一有机会就单独去逛大街。在桂林他一个人溜到自由市场去，花两角钱买回一只桔子来，而我花八角买回来一公斤。我为此嘲笑他。到上海后，他又一个人出去，回来后立刻打电话叫我上他房间去，骄傲地拿出一叠汉瓦拓片给我看。那样子真像将军从战场回来展示他的俘虏，以此来回报我对他的嘲笑。他是值得骄傲的，这拓片，在瓦当出土的西安买不到，能买到的也很贵，他居然在上海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一整套来：一个头一次到上海的外国人，实在比我这常到上海的中国人本事大。中野热爱生活，乐于观察和发现新的领域，使他显得比实际上年轻些和健壮些。我和他都是肝脏病患者，所以知道他这么跑动要有更强的热心才能支持。
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们聚会了，又分开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但在我们心中却永远留下了一丝暖意，这就是友情。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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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索尔兹伯里家去作客
去年春天，我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我的家乡山东平原。分手时他约我再到美国时，也去看看他的家乡。
秋天我到了美国。
我和他商定10月15日去他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这镇与他同名，也叫索尔兹伯里。我不懂英语，为此请了张洁的女儿唐棣陪我，她在康州附近一个学院学习，英语呱呱叫，还趁一部小车。索这时正在外地讲演，也在15日赶回。我们可以在机场会合，然后乘唐棣的车去索镇。
15日这天，诗人郑愁予夫妻从耶鲁开车送我到机场，唐棣由她自己学校出发也去机场。我们在那里接到了索尔兹伯里。索这天穿得极整齐，还系了领带，似乎从讲台上下来就直接地上了飞机，他高兴地伸开两只特别细长的胳膊，拥抱了我们每个人然后下令出发。他乘唐棣的车前边开道，我和愁予夫妻的车后跟。
正是金风送爽，秋叶着丹的季节。树林沿着新英格兰的山峦从北往南红了过来。车在树海中漂荡，前后左右俱是深深浅浅的红色，褐色，金色，绿色。成片成团，像抽象派油画巨幅，绚丽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我曾看过北京西山和奈良、京都的红叶，都没有这股连绵几百里铺天盖地、大块文章的气势。可远观，可近赏，可掠影，可流连。美国的红叶实在比中国片儿大。车子经过一两个市镇，三两块农田，沿盘山道上到半山，就看见湖了。湖好大，有杭州西湖那么大，湖中有游艇，小岛上还有灯塔，可是没有游人。车子向右一拐进了山口，在一个岔路前停了下来。索带头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下车。只见左右全是小道，左边山道入口处，拦腰一条铁链，挂在道口左右两棵树之间，铁链下吊着个小小木牌，写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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