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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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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市区，这里很安静，住房精巧，清洁，多半是两层小楼带一小片花园。有大丽花、波斯菊和鸡冠花，最多的，是玫瑰，几乎家家都有，没有空地的也要在阳台上、窗台上放几盆。花盆并不讲究，像北京人一样也有用旧饼干桶、旧脸盆养花的。几乎每栋房子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上都放着一张小桌。我以为是南斯拉夫人在阳台上吃饭用的。
走到商业街，街并不长，但商店很排场。按人口说这里只相当中国一个镇，若按中国镇的市场来衡量，这里商品应该算很丰富，而且高档货颇多，按人民币折合，这里的衣服便宜，皮鞋则贵得出奇。我去一个服装商店参观，流连的时间长了一点，发现我身后慢慢围上来几个人注意观察我，而且都是女性，在中国从没有被女士们重视过，我觉得颇荣幸，就向她们微笑、点头，几位女士都笑了，问我：“基那？（中国）”我说：“也斯！”她们再问，我听不懂了，终于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士走近来用手指指我毛衣上的花说：“基那？左得……”
我这才明白她们是在欣赏我的毛衣！似乎问我到哪里能买到！我只好用手比划“北京、也斯基，尤格斯拉夫，涅特。”中文加英文加俄文，她们都听不懂，一致叹气表示遗撼，我点头往外走，她们热情地送我到门口——原来这几位全是店员，我决定下次再出来时穿件外衣把毛衣遮住，不然总引人注意，而我又不能回答，有点自找麻烦，虽然义务为中国商品作广告也是爱国的表现。
回到旅馆才想起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旅馆别人全去野餐，我中饭怎么吃法呢？便又跑到街上面包铺买了一块牛肉饼，其作法与我在兰州吃的一种非常相像，味道也差不多，价钱便宜。这种肉饼在以后的宴会上却再也没见到过，非常可惜。
三
这天晚上，举行了“中国诗歌之夜”。会场设在河边一个现代派造型的剧场里。台上挂着二道幕，白色幕布上涂上，也许是洒上或甩上去各种颜色，相当好看，就是有点乱的慌。幕布前边放了一排椅子，所有的中国人和要在这会上朗诵的演员全面对观众坐在椅子上，演员们用马基顿语朗诵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严辰、萧三、邵燕祥、公刘、李瑛等人的诗。到会的中国人，邹荻帆、张志民、刘绍棠和我，各朗诵两首中文诗，由翻译事先把译稿读一遍。
邹荻帆和张志民的诗，全是从南斯拉夫出的中国诗集中选出来的，已有译文。只有我和刘绍棠是专为这诗歌晚会现写的，现由大会雇用的翻译在我朗诵前由他口译一下。
我年轻时也写过诗，但从未被人们看上眼，我也明白自己诗才有限便以停写来藏拙。这次我写了两首与邹荻帆、张志民的诗一块朗诵，实在是打鸭子上架，为了不至出丑只得从表演上去找补。我上台演过戏，胆大皮厚，便把那诗分成高高低低的音调，快快慢慢的节奏，再配合上举手、昂头、作苦脸之类的动作。这样全武行地一闹果然剧场效果大增，为我鼓掌的人显然比给两位正式诗人鼓掌还用劲，两位诗人无可奈何。整个晚会都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度过的。马其顿姑娘们向每一个朗诵诗歌的人都献了花。原来传说只有现代派和朦胧诗才会受欢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主义的诗，读到精彩的句子时人们也鼓掌。
我们的诗受到欢迎，自然和翻译的成功分不开，为我们口译的大会雇来的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学了几年汉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又娶了一个广东知青作妻子。他的汉语水平和聪明看来满够用。诗大概是译得不错的。但他也学了一身北京某些青年的那股吊儿郎当的油气。他没参加任何单位，只在作自由的职业翻译。
可他又和中国人挺友好。让他陪着买东西，决不会吃亏。他对中国的感情发自内心，很自然。
诗歌晚会散场后，马其顿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文学界宴请中国代表团，这在大会是例外的待遇。其他代表团都由一个统一的欢迎派对招待。出席宴会的虽然只限于南中两国的人员，可人数很多，外交界首脑，各共和国作协**，大会主持人，全到了。宴全设在珍珠饭店的二楼大阳台上。下边露天酒吧正在跳交谊舞和民族舞，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俯身一看灯光闪耀、色彩缤纷，充满了快乐气氛。但这里跳舞的多半是30岁以上的人，没有太年轻的。地下室还有个迪斯科舞会，年轻人都上那儿去。一位作家领我到地下室看看。那里更热烈、更活泼。喊呀、鼓掌、跺脚应有尽有。有成对跳的，有单人跳的。单人独跳，自得其乐的人更为多些，我问领我来的那位作家：“你不跳吗？”他说他这年纪混在年轻人中未免有点惭愧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我们***同志60岁还带头跳迪斯科呢，从这点看中国人自有走得远的地方。我当真认为宾雁的青年气概是十分可贵的。
宴会前一半连谈连吃很轻松、很友好，谈到中间，有人提出中间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话题来了，空气骤然紧张。诗稿的编辑者马基顿作协**杜多罗夫斯基、马其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塞尔维亚作协**布拉可维奇都发了言。据说今天郊游时他们知道了这本诗碰到困难。他们表示，如果是出于印刷、发行等技术上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果别的原因就很遗憾。马其顿人很难想象在他们的诗集里可以没有那位诗人的诗……他们措词、口吻不一，但观点一致、态度一致。每个人都谈得很长，我认真地听着，饭吃到午夜，快散了，他们想听听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大家坦率，热情的发言，我相信凭我们的友谊，我们总会找到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来使诗集早日出版，今天晚了，明天再说。”
这天晚上回来，有人对我发出忠告。说我为这诗集作的考虑是多余的，应当按南方提供的书稿原样出版。另外方面如果也要求出本W诗人的书，也照出。叫他们去吵好了。中国作家不用管这些闲事。不必自找麻烦。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和勇敢，但谢绝了他的独到建议。我觉得那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交友之道，中国交友讲究与人为善，息事宁人。
四
从二十五日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方位活动状态”。
二十四日这天上午大会讨论。题目是“诗的城市化与大自然”。主人为了尊重中国，请张志民首先发言。在这同时，马其顿电视台便来采访全团，挨个儿提问和录像。中午大会主持人路恩斯塔罗伐又设便宴招待我们。
晚上，全体与会者到奥赫里德市参加金环奖的授奖仪式。
奥赫里德距斯特鲁卡也就十多二十公里，是个傍山沿海的小市镇，镇上大部分还是二次大战前不久建的二三层老式房屋，街灯也还是铁框方形玻璃风灯，放眼望去，充满传统的欧洲小镇的浓烈气息。沿着石板路走进灯光暗淡、曲曲折折、高低起伏的小巷，便听到拱形窗口传来的管风琴声，会场在一个中世纪留下的小教堂内，教堂墙上的壁画已经斑驳，地上的石板也坑坑洼洼，但他们就维持住这个古老模样。该用胶护住的护住，该用石块填补的填补，既没有发生像我们*****中那种“除四旧”式的毁灭，也没有遭到“整旧如新”式的破坏，保留了它原有的风貌。
这晚上得奖的是希腊诗人简勒斯·里兹索斯。他大约有七十多岁了吧，穿一身浅米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风度高雅优美，是个典型的欧洲绅士式的诗人。但人们告诉我他却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九次坐牢而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人并不把傻大黑粗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我们这儿一度把一切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东西全视作与革命品格誓不两立，非把它改造得一点不剩才好。这想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怎样产生出来的，颇值得历史学家去考证一番。我从照片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是白领黑领结，仪表整洁，并不敞胸露怀胡子拉茬。
回来时已是午夜，看到各家住宅阳台上或院子里，都还有人坐着悠闲地边饮啤酒边闲谈。此后我在斯科普里、贝尔格莱德，见到几乎所有的露天酒吧都座无虚席，人们手捧大号的啤酒杯连玩带笑，高兴了还唱几句，不唱到后半夜两点不会散。我这才明白各家阳台上的小桌不是为吃饭预备的。
上边说的日程，是公共的日程，而在公共日程之外，我成了一个被说服、被劝导、被责问、很可能还是被诅咒的对象，轮番的被邀请“个别地谈一谈”“友好地谈一谈”“坦率地谈一谈”“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和“不妨尖锐地谈一谈”。这些谈话是不轻松的，但决不是不友好的和没益处的。从这些谈话里，我看到南斯拉夫人爱国的热忱，民族自尊心。既看重友谊更看重原则。各加盟共和国，各族作家的团结一心，使我更敬佩与热爱他们了，我感觉到每个作家都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有几位朋友，十分顾大局，通情达理。既坚持他们的观点又体谅我们的处境，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从谈话中使我确切了解了他们的观点，对我很有教益。
然而，谈判并没达成协议，这使我连觉都睡不踏实了。
五
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诗歌节的高潮，也是我们的活动高潮。这天上午马其顿共和国总理德斯塔夫雷夫同志单独接见中国代表团，接见的地点在斯特鲁卡郊外依山临湖、雪松丛中的别墅里。陪同总理接见是诗歌节负责人斯瑞佐夫斯基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总理赞扬了中南两国作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当然，也关心地问起马其顿诗选的出版情况。显然他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他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持南斯拉夫作家的观点的；但也能体谅我们的观点。并说明中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绝不会因这具体事件所影响。我表示感谢，因见总理满头白发，又听说他明年即将担任全联邦总理我便说：“在革命的道路上，总理是前辈，很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谅解与支持。”会见出来后，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对我说：“你老兄几天来大体还应付住了局面，今天可出了笑话，一个外交笑话！”我惊问：“怎么啦，我说错什么话了吗？”那同志说：德斯塔夫雷夫比你小几岁，你居然称人家前辈岂不失言？我听后十分惭愧，后悔没把情况先调查清楚，不过天晓得，谁会想起接见之前要打听人家的年纪呢？应该记住的教训是，万不可用衡量亚洲人年龄的眼光去衡量欧洲人。
从总理别墅回到旅店，已经到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时间，来不及回房间休息整理，就直接进了会场，出席的人很多，提问题很踊跃，头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中国在编辑出版马其顿诗选进程中碰到了困难，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从广义来说，任何工作过程都是克服困难的过程。编辑部的任务就是克服编辑工作中的各种困难，您把这还当成新闻吗？”
座席中发出赞同声，这时一位女记者问“中国是否还有女权问题？”我说：“有，在个别农村或偏僻地区，还有明显的歧视、压迫妇女甚至买卖婚姻存在。但在文艺界似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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