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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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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两派对儒学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两派强调的重点不同，它们的历史命运也不同。孟子学说迂阔，不能适应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所以未受信用，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宋代以后，他的性善说、心性观与当时的理论思维十分合拍，因而备受重视。荀子学说启迪了后期法家的思想，它的许多观点为后者吸收，应该说它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后来的统治者不行仁义但标榜仁义，刻薄寡恩却硬要与法家划清界限，于是荀子就成了他们打击排斥的对象，这当然是很不公正的。
原始儒家发展中有一件大事，这就是战国中后期《易传》的出现。《易传》是对于《易经》的解说，包括《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其中《彖》、《象》、《系辞》皆有上下篇，所以共为10个部分，也叫做《十翼》。翼，辅佐，谓《彖》、《象》等10个部分都对《易经》有解释功能，使易道明于天下。《易传》融会各家思想，但以儒家为主。它坚持儒家的政治、社会与伦理思想。《系辞传》开头便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就是说，天地一上一下，一高一低，实际上是区分了贵贱的等级，因此社会上贵贱之分，在天地那里就有它的基础，是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它强调家族和宗法制度的重要性，《家人》卦的《彖传》认为，在家族中实现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就能使家道正。由于宗法制是社会的基础，所以家正之后，天下即可以定。它以儒家仁义为道德准则。《说卦》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它重视教化的作用与意义，《蛊》卦的《象传》说，君子学习了蛊卦，便体会到教育民众，培养其德行的道理。《易传》中也有道家与管仲学派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经过了改造，用来为儒家思想做世界观方面的论证，与原来的体系脱离，成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这说明《易传》属于儒家，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新发展。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孔子首先传《易》，从他开始，《易经》有一个独立的传授系统。秦人不禁易学，所以这个系统直到汉代没有间断。他们开列了一个大体一致的历代传人的名单，其中不仅有鲁人，也有楚人、齐人。鲁是儒家的故乡，楚是道家的故乡，齐是管仲学派的故乡。据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易传》的作者就是这个群体中特别是处在战国中后期的传人，他们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儒家学说，而且在与各家的交流、比较中深感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的不足，从而汲取并改造家乡文化，对它加以弥补。这就是《易传》中道家思想、管仲学派思想等等的由来。
撇开具体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易传》具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它用道家和其他各家的哲学思想武装了自己，结合儒家政治伦理理念，发展出一套高明的哲学思想，对于自然、社会给了高度概括的说明；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迁就易经体系的旧框架、旧思思想，阐述一系列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两个方面对于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儒家思想中，哲学是其弱项，《易传》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缺憾。《易传》提出“生生”的观念，解释世界万物的产生。它认为，世界从混沌中诞生，这个混沌就是太极，太极中有阴阳两种势力，由于它们的分化，产生天地，天属阳，地属阴，天地相感产生风雷、山泽、水火和万事万物。阴阳相感是永恒的，所以“生生之谓易”，“生生”便成为易的重要原则和世界的基本画面。它认为，天地万物莫不处在变化之中，由于日月的推移，有了昼夜，由于寒暑的推移有了四时。变化的原因仍然在于阴阳，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的相互感应和相互推移构成世界的运动变化。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可以说有了阴阳就有了世界，没有阴阳就没有世界。它说：“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上》）乾坤也就是阴阳，而易，不但指易经，也指整个世界。《易传》中的阴阳变易思想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但它超过了后者。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所以只要弱不要强。但是《易传》却要人保持坚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这就使儒家的进取性格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当然这是总的精神，并不妨碍在具体情况下持委曲求全的态度。
《易传》的神秘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认为，易的卦爻象是一种天启。天垂象显示吉凶，然后圣人学习它才画出卦象。其次，数也具有神秘性质，易中的数就是天在《河图》《洛书》中向人显示的数，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合起来是55，这个数穷尽一切运动变化。确定卦爻为阴为阳的蓍〔shi诗〕草，也是“天生神物”，圣人拿来用的。因此，易与世界有一种神秘联系，只要运用得当，它可以预告吉凶祸福。
《易传》对于中国哲学曾产生巨大影响。就易学来说，从象数方面进行研究的象数派，如汉代京房、焦赣的易学，从哲理方面进行研究的义理派，如魏晋王弼的易学，都是从《易传》中发展出来的。各派分别继承《易传》的一个方面，发展成完整的体系，并形成流传久远的学派。就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在玄学和理学产生之际，思想家们都曾回过头去，从《易传》中汲取智慧。王弼作《周易注》，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邵雍作《皇极经世》，程颐作《周易程氏传》，张载作《横渠易说》，表明他们对于周易经传的关注。《易传》的智慧对于他们解决吸取佛老思想，创造哲学新体系的问题，有巨大意义。
第二节 汉代儒家——两汉经学
儒家的特点之一就是阐发它所尊崇的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本为六经，后因《乐》亡佚，成为五经。儒家经学，历朝都有，但是在思想活跃的时代如先秦、两宋，它以子学、理学的形态出现，而在思想不活跃的时代则以经学形式出现，如两汉、清代。
西汉建国之初，在连年战乱之后，经济凋敝，人民穷困，社会无力负担众多的非生产人员，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局面的确立，又限制了人们自由思想，因此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结束，只有为数不多的儒家经师，在民间传播与当时政治状况较为合拍的关于六经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种不同学派。一派称今文经学，所讲授的经典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基本倾向是结合当时政治，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另一派称古文经学，其经书用籀文、蝌蚪文书写，一般着重于文字训诂和典故的解说，不联系当时实际①。
西汉建国之初，统治者在探索寻找最适宜的意识形态，开始找到的是黄老之术和刑名之学，但后来逐渐发现儒家对巩固宗法制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更为有效。于是开始重视经学。文帝、景帝时立诗博士，武帝立五经博士，所立的都属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未受重视，只能在民间传授。
今文经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一位专门研究春秋公羊学的专家。所谓公羊学，即公羊高、公羊寿为《春秋》写的传注（《春秋公羊传》）中所包含的学术观点。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思想体系。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从此，他的学说成为汉代官方认可的正宗思想。
董仲舒适应汉代大一统政治形势的需要，在原始儒家礼治思想基础上提出“三纲”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他那里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孔孟那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而是单方面要臣为君做牺牲，强调臣对君要“委身致命”，“善皆归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在父权和夫权方面也有相应的加强。不过董仲舒毕竟是儒家而不是法家，他鉴于秦亡的教训，重申重民思想。“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就是说，天是为了万民的安乐，才给他们设立君主；能安乐百姓的，天给他君位。如果他贼害百姓，天就要夺走他的君位。他一面要加强君主专制，一面又要重民，因而在统治方法上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任德不任刑不是不用刑，而是刑德并用，以德为主。从经济上说，要防止产生大贫大富的严重对立，“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因此对贫富要加以调节、限制，使之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这就是使富者可以显示其贵，但不致于骄横，贫者能养生而不至于忧戚。为此，他提出“限民名田”（限制兼并），“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解放奴婢，不许主人有擅杀之权）等缓和矛盾的具体措施。在政治方面主张少用刑罚，多用教化，宣传“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汉书·董仲舒传》）。
两汉以后，儒家的伦理本位观念没有变，只是随着条件的改变，阐述的方式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但是它的哲学理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思想体系的特点在于他的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神学目的论。天有几层意思，其中之一即至上神：“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它是有意识有意志的神，它为世界安排秩序，为百姓设立君主。天对于地上的事情十分关切，如果国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它就降下祥瑞（显示吉祥的特殊自然现象）来给以表彰；如果政治昏暗，民不聊生，它就会降下灾害，对君主进行“谴告”；受到谴告而不思改变，天就降怪异来恐吓；受恐吓仍不改弦更张，天才真正把殃咎降到他的头上。总之，至上神对人特别是人君，非常仁慈，想方设法使之省悟，改过从善。
此外，天还有道德的意义。天有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气，阴阳五行都具有道德属性。阳为德，阴为刑，木性为仁，金性为义，火性为礼，水性为智，土性为信。如果人君的行为是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那么阴阳五行的运行就是正常的，如果人君的行为不道德，譬如缺少仁德，弄得民不聊生，这就引起木产生不正常现象，春凋秋荣。人君见到这种情况就应当以自己的德行来救治。他如果“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穷困”（《春秋繁露·五行变救》），那么就可以感应得木恢复正常状态。这是以气为中介的天人之间道德的神秘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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