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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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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他进入供奉鲁国先祖的太庙，碰到任何一个建筑、器物、礼仪，都要详细询问，留下了“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yi义〕》）的佳话。他对音乐有特殊的兴趣，到齐国听大乐师演奏《韶》乐，非常入迷，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曾向鲁国音乐大师师襄学琴，一只曲子学了10多天之后还在练习，师襄认为可以学其他曲子了，他说技巧还不行。过了些日子师襄认为技巧已经提高，可以学新曲子了。他说还不行，因为没有领会曲子的内在精神。后来，他终于体会到曲子的精神，认为它是文王的作品。师襄听了孔子的话，十分惊讶地说：“说得对！我的老师说过，这曲子叫作《文王操》。”孔子利用一切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凡是到鲁国访问的学者、文化人，孔子都要向他们请教；有时还走出国门，向名家学习。相传他曾经风尘仆仆来到周都洛邑，向周的柱下史老子问礼，使自己获益匪浅。他活到老学到老，直到六七十岁，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孔子周游列国时，叶公曾向弟子子路打听他的为人，子路回答不出。孔子事后对子路说，关于我的为人，你可以告诉他，“其为人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以能成为一位大学问家，是与他虚怀若谷、勤于学习的态度和融会贯通、善于学习的精神分不开的。
孔子30岁的时候，学问已有深厚功底。他说自己“三十而立”（《为政》），意思是他对当时士大夫必须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已掌握，可以立身于社会了。孔子博学，远近知名；有一些贵族和平民子弟，开始向孔子问学。本来周和各诸侯国官府中，有专人负责教育贵族子弟。但这时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动荡不定，礼崩乐坏，官学废弛。孔子为了传播周朝传统的礼乐知识和治国安邦之道，培养有道德善治国的人材，首创私学，聚徒授课。他采取启发诱导、讨论总结的教学方式，收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在与弟子们的研讨中形成、完善的。
孔子35岁时曾随鲁公来到齐国。齐景公请教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臣父子各行其礼。齐景公听了非常满意，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粟，我也吃不上啊”！想用孔子为官，辅佐自己。但是齐国晏婴等大臣反对儒家仁义礼乐思想，更反对孔子占据高位，在景公面前攻击孔子，甚至威胁要杀害他，迫使孔子不得不离开齐国。
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大，51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③，上任一年，政绩显著，四方都向他学习。52岁被任命为司空，又升为鲁国大司寇，是执掌全国治安、司法的官员。在任三年，政声远播。在审讯、判决过程中，孔子总是集思广益，征询陪审人员的意见，然后宣判；所以，他的判决按当时的标准来说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孔子并不以此为能，他的理想是加强道德教育，使人自觉守法，不触犯刑律，做到无案可办。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的得意之笔是在夹谷之会上为鲁国赢得外交胜利。夹谷之会是齐鲁两君的会盟，当时齐强鲁弱，齐国想通过会盟，压迫鲁国屈从自己。孔子作为鲁定公的主要助手和相礼官参加会议。当他看到齐国组织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以献“四方之乐”为名，企图制造混乱，劫持鲁定公的时候，挺身来到齐景公面前，指责齐国失礼。周礼是诸侯的行为准则，失礼即成为丑闻。景公见势不妙，当即承认错误，挥退众人。齐人不肯就此罢休，在起草盟约时提出，如果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300乘兵车相助，否则就是破坏盟约。孔子针锋相对地提出，齐国必须归还鲁国强占去的汶阳之田，否则也是破坏联盟。孔子就这样利用周礼和自己的勇敢机智，顶住了强齐的外交攻势，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利益。
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胜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执掌鲁国之政的季孙氏让他做代理宰相。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接着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归根结底，孔子的政治理想与季孙氏完全不同。在当时鲁国的政坛上，公室即鲁公的势力已经衰微，而私家即季孙、叔孙、孟孙等三卿的势力强大，他们架空鲁君，控制鲁国的实权。但私家内部也有问题，三卿各自的家臣借管理家政之便，暗中经营、扩张自己的权势，又架空三卿把持家政，进而把持国政。孔子对这些以下犯上的非礼行为痛心疾首，历来主张“张公室抑私家”，只是没有权力和机会。现在权力有了，他又从季孙、叔孙家臣的叛乱中看到机会，他要行动了，具体目标是“堕三都”。
原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卿在自己的领地上各建都邑，分别叫费、郈〔hou后〕、成，作为领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由家臣管理。家臣与三卿的矛盾发展到无法缓解的程度之后，往往把这些都邑作为反叛的据点。公元前502年季孙氏家臣阳虎据费邑叛乱，公元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乱，使季、叔二氏非常恼火。孔子借这个机会，提出堕三都的计划，表面上是对付家臣的，实际则是一箭双雕，连三卿一起打击。三卿开始都赞成这个计划，于是拆了费和郈，等到拆成邑时他们恍然大悟，没有自己的都邑也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于是改变了态度，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支持孟孙氏的家臣坚守成邑不给拆。结果孔子和亲自出征的鲁定公都败在成城之下，堕三都的计划只得不了了之。孔子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时又接连出现两件对他不利的事情。一是齐国给鲁君和季孙氏以美女组成的歌舞队和骏马，季孙氏他们接受馈赠后不上朝，不见孔子。二是鲁公郊祭，按惯例仪式结束后，把祭肉分给大臣，每次都有孔子一份，但这次偏不送给孔子，以示冷落。鲁公、季孙氏变了脸，所以孔子在鲁国已经呆不下去，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希望在其他诸侯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55岁的时候，怀着抑郁沉重的心情，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所谓列国，也不过是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其中他住的时间较长而且拿了俸禄的，只有卫、陈两个国家，其他几国仅仅是路过。卫、陈两国之君接待了孔子，甚至给予很高的礼遇，但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孔子声望抬高自己，并不想实行孔子的主张；其他国君连礼遇的雅量也没有。公元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行，到曹、郑，两国都不接待。到宋国时，大司马桓魋〔tui颓〕甚至要杀害他，弄得他只好化装逃走。14年中，孔子的生活有优裕的时候，也有艰苦甚至很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处之泰然。吃卫君六万斛俸禄，他不改变政治态度；匡人、桓魋要杀他，他镇定如常；在行经陈、蔡的路上断粮，许多弟子饿倒了，他照样讲学、弹琴、唱歌，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
这些年，他的主要收获是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他读了很多书，想了很多，又把这些讲给了学生。跟他周游列国的学生，都有了很大进步。他很注意在困难境遇中对弟子进行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教育。在陈绝粮之际，他知道有些弟子心中不高兴，于是先请子路来谈。他问道：“我们遭到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说我们的道（学说）有不对的东西？”子路说：“人家不信任我们，可能我们还没达到仁吧？人家不让我们通行，可能我们还未达到智吧？”孔子对他说：“如果仁者一定被信任，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如果智者一定能处处通行，怎么会有王子比干？”接下来，孔子又与子贡谈这个问题，子贡说：“您的道太高大，天下没有人能够接受，为了人家能够接受，您是否可以将您的道降低一点？”孔子说：“君子应该努力追求真理，而不取悦于人，让人家接受。你却不是这样，你的志向不远大啊！”最后，孔子找来颜回，颜回的理解迥出于二人之上，他说：“您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没人能接受。可是这有什么关系？这种世道，不被接受才显出君子的本色。不修道是我们的耻辱，现在道已经大修而诸侯们不用，这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大大鼓励颜回一番。这三个得意门生受到切要的点拨，思想境界都有提高。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去世，临死前后悔未用孔子，嘱咐继他为卿的季康子，一定要请孔子回国。但是由于有人反对，当时没有实现。后来孔子的学生冉有、子贡等相继返鲁为官，特别是冉有在公元前484年春率鲁国军队战胜入侵的齐军，立了大功，同其他弟子一起推荐孔子。季康子终于下了决心，派人致厚礼请孔子回国。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早厌倦了没有希望的游说、奔走，于是接受季氏之请，在这一年回到鲁国，结束了多年的流亡生活。
孔子回国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不可能受到任用。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征求刚刚回国的孔子的意见。所谓田赋即按田亩征收军费，比原来收得多，孔子认为这一做法不合周礼，表示反对。他说如果不遵守周礼，放纵贪欲，即使收田赋也不够用。季康子没有听孔子的意见。公元前481年齐国陈恒（又称田成子）杀了齐简公，掌握了齐国政权。简公昏庸无能，陈恒行新政，颇得人心，但孔子认为，无论如何臣弑君都是大逆不道的。他斋戒沐浴一番，先后向鲁公、三卿做过郑重其事的报告，请求他们派兵讨陈恒，但这些人根本不理睬他。孔子在这两件事上诚然显得保守，不过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依礼而行，国家才会有秩序与安宁。
鲁国不能用孔子，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也不求做官。在回到鲁国后，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和古文献整理工作。史书说他的弟子前后总计有3000人，通晓六艺的72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他返鲁之后教育培养的。
夏商周三代传下许多文献资料，孔子为了研究古代文化和教材建设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编辑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书》、《礼》、《诗》、《乐》、《易》、《春秋》六经。孔子时代有《夏书》、《商书》、《周书》，分别保存三代的政府文件。孔子把它们分类编次，成为《书》（亦称《尚书》）。现存有关礼的书有三种：《周礼》、《仪礼》、《礼记》，孔子讲过三礼，整理过《仪礼》，这是一本从个人行为规范角度谈礼的书。《诗》是周代诗歌集，孔子认为这些诗不仅在政治、社交场合用来应对，而且可以增加知识、陶冶情操、培养道德意识。他抄录了不同本子的诗，删去重复的，留下最好的本子，并且按诗原来所配的曲子进行调整归类。古代诗和乐是统一的，实际上诗是填在曲子里的歌词。孔子会唱会演奏，又懂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全才，他把300篇诗和乐曲正确地配合起来，使之篇篇可以弦歌。他整理过《乐》是肯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可惜的是《乐》已经散佚不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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