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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荟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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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有志于改革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生机勃勃，但朝廷上却是死气沉沉。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依违两可，是所谓“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宰相富弼（1069年2月复相），因循守旧，见行新法，便谎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参知政事唐介、赵挾际潜浞ǖ姆炊哉摺Ｌ平樵谒脑录渌廊ァＵ話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并死、苦。神宗、王安石想依靠这些旧官员推行新法，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批新人。原真州推官吕惠卿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大名推官苏辙上书指责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官、冗兵、冗费。吕惠卿、苏辙都被起用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起草新法。
条例司在二月下旬才建立，三月间神宗就催要条例，急于实行。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利弊。在这一年期间，先后制定了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书，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是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搜括。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牟取暴利。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要点是：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
均输法显然是从充实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纷反对。御史刘琦、钱俶等上书说：“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子）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条例司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检详文字苏辙说：“均输法起源于汉代桑弘羊。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现在此论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图，害处说不完。”不久之后，苏辙即辞官而去。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坚决，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自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
九月初，条例司继续颁布了青苗法。仁宗时，权知庆州李参，要当地农民自己估计麦粟产量的赢余，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大略是：各地常平、广惠仓以现有约一千五百万以上贯、石的储存，遇粮价贵，即较市价减低出粜存粮；遇贱，较市价增贵收籴。以所积现钱作本，依陕西青苗钱法，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钱给农民。贷钱以酌中粮价折合，收成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缴还。
条例司奏呈青苗法时说，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困乏，“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据说，青苗法可“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是“散惠兴利”之急。“兼并之家”即各地的大地主们放高利贷，以百分之百的加倍利息，残酷地剥削农民。相对地说，青苗法收利较少，但仍是对农民的严重盘剥。为防止借户逃亡，青苗法实施时，又由五户或十户以上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地主或富裕农民），充作“甲头”。客户借钱，更须主人作保。借钱有限额，也按户等定多少。一等户十五贯文，二等户十贯，三等六贯，四等三贯，五等只一贯五百文。按此规定，实际是越贫困的农户，借额越少，而地主富户反而较多。因而又有所谓“散俵”（散发）“抑配”的办法，即规定强迫借贷交息。显然，青苗法的主要用意，还是在于为朝廷兴利，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总的目标，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青苗法制定后，神宗立即批准，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施，随即推行于诸路。
农田利害条约
与司马光的“天地所生，只有此数”的论点相反，王安石早在万言书中就已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依靠人力，发展生产，增加封建王朝的财富。1069年11月，条例司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与青苗法同时并行。“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以利农业生产。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借钱，许延期作两限或三限送纳（一限半年）。官府借钱不足，并许州县富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由官府置簿催还。青苗法与农田利害条约，相互为用，朝廷由此又可剥削取利，但为农田兴利，对推动生产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青苗法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但由于它部分地夺取了“富人之利”即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陈升之为相。接着，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司马光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闾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与，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官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玻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指责“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又说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使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活动，以为不会不与商贾争利；青苗法“亏官害民”，所谓不许抑配，也是空文；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翰林学士范镇指青苗是“唐衰乱之世所为”，并借口近日“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谏官）李常、孙觉也上言“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青苗法处于官员们的争论之中。
青苗法当初颁布时本是为自愿请领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出现“抑配”“散垾”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要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保守派反对青苗法，这是一个主要的口实。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神宗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下诏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遏愿请者”（阻挠自愿借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强迫富户出息，青苗法只是夺取了富户放债剥削的一部分利益。
但是，变法派的退让并没有取得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反而遭到激烈的进攻。旧相韩琦出判大名府，二月间上书，罗列青苗法实施办法，全面驳斥。韩琦的指责主要是：一、青苗法自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数目。乡村上三等人户和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二、贫下户见官中散钱，无不愿请借。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强迫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三、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地主）为甲头。虽说不得抑勒，上等之户难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四、青苗钱夏秋随税送纳。若连两科灾伤，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的奏疏，明显地是为上等户即地主富户的利益着想，但论到官本失陷却使神宗疑虑动遥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等也都附和指责青苗。王安石勃然进前驳辩，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第二天，就假称病而不上朝，奏请辞去官职。
王安石请退，司马光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双方各坚持己见的争论中，神宗一度动摇后，仍不得有再将从从起用王安石，以贯彻他变法的主张。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神宗转变过来，王安石继续执政，更加坚决地推行新法。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第将从的论争中，王安石占了上风。
熙宁二年至三年春，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不仅在于新法影响到了地主商人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还在于政治、思想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后一方面的争论，更为尖锐，也更为曲折。
程颢曾经说过，这几个人中，只有司马光和邵（雍）、张（载）三人，学术“不杂”。苏辙说王安石“法术不正”。南宋朱熹也说王安石“学术不是”。从儒学观点来看，所谓的“不杂”和“不正”、“不是”，正是反映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保守派和变法派思想上的区别。王安石出身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王益都是进士。王安石也从科举的途径中进士做官，所学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但在《答曾子固书》中，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显然，王安石的学术截然不同于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王安石《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又曾指责司马光实际主张“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就不能不在事实上背离保守的儒学，汲取管仲商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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