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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祖七世孙赵音后，作了整整二十五年大上皇，这与仅作了一年太上皇和作了一年皇帝就当了俘虏，被金人　分别诬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的乃父乃兄，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难以数计的史实无不表明，这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皇帝。他虽然于建炎元年（1127　年）五月，　在南京应天府治之正厅即位时，发表了一篇比唱的还好听的“就职演说”，说什么“倡义旅以先诸将，冀清京邑，复两宫”，甚至“南向恸器久之”，　但其内心算计的全是如何保其皇位的“小九九”。在迁都问题上，有人曾慷　慨陈词：近闻迁都之议，臣以为敌可避，都不可迂。汴都天下根本，　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夫以诸葛亮之才而不能轧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盖曹魏、来梁先定中原，庸蜀、晋阳竭然一方，安足以当其强大！臣谓中原决不可舍，以为兴王之资；汁都决不可迁，以　蹈金人之计。①对于这种议论，高宗表面上不加可否，但其内心当倾向于迁往“外连江、　淮，内控湖、海”的东南要会金陵。因此，关于江宁知府的人选问题，就成了当时的一种颇费斟酌的事情。由于高宗所倚重的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　对主战派李纲很不满，恰恰李纲的弟弟李维娶了原先的江东经制使翁彦国之女为妻，于是翁就成了黄、汪的眼中之刺，必欲除之。凑巧，翁彦国于建炎　元年七月去世，故于当月“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八。
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云明诚于是年八月到任。据《后序》云明诚　于建炎“己酉（1129　年）春三月”罢知建康府，这样，赵明诚任江宁（后改为建康）知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被罢了官呢？　下述事件很可能就是笔者所要寻找的答案：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人为信，　江东转运副使、直徽酞阁李谟砚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
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减，则与通判毋丘绛、观　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此事，文字虽有稍异之处，但所言“时明诚　已被命移湖州”，与上述引文是一样的，均未言明诚被“罢”之事，都是说“被命移湖州”在前，“缒城宵遁”在后。而清照在《后序》中却是这么说的：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①。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
此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明诚“缒城宵遁”之事，这是不是因为此事有失　体面，清照故加隐匿呢？当以不这么看为妥。虽然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清照不会不知道，但因其所作是书序，对“缒城宵遁”之芙的事似不便亦不必　要直接完全说破，而采取了类似于春秋的笔法。应该说清照的这种写法比李心传和《续资治通鉴》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她一五一十地用事实告诉读者，　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之后，才有知湖州之“旨”。而李心传等不但压根下提其被罢之事，还先力赵明诚打出“己被命移湖州”的旗号，既然已奉调，其“缒城宵遁”就有情可原了。事实上问题不能这么看，从对同是“缒城”者　的毋丘绛和汤允恭各降二官以抵罪的处理看，朝廷绝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副职和部下都受了这么重的处分，赵明诚被罢官则是理所当然　的事。正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被罢了官，无事可做，所以才展转于芜湖、姑孰、赣水、池阳，如仍有职事在身，　依当时的制度，不会被允许离开任所，　为自己安家的私事四处奔彼。退多少步说，即使“被命移湖州”的“被命”
在前，他也只是接到调令而尚未离职，否则他怎么会与毋丘绛和汤允恭同样“缒城宵遁”？显然他们三人仍是同住任所的同僚。李谟首先“驰告”的是“守臣赵明诚”，他既“弗听”，又不转告他人采取应急措施，如果他确实　已卸任，那么他会直接同李谟讲明，“责任心”如此之强的李谟，无疑会另“驰告”其他守臣，连这些起码的事情赵明诚都没有做到，出了乱于他又临　阵逃脱，这不是玩忽职守是什么？对这样的“守臣”当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续资治通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某某守臣因尽职而被提升、某某却因失　职而被降或被罢。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清照所说的明诚被“罢”在前，比李心传等所云“被命移湖州”在前更确凿、更可信，而上文所分析的则是“罢”　字之中所包含的“缒城宵遁”之义。这虽然不必叫做微言大义，但因涉及到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九。
②　　《续贤治通鉴》卷一○三，其中的“缒城宵遁”，就是夜间在出事的时候，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
①　　“建炎戊申秋九月”，是建炎二年九月，所云是年“侯起复，知建康府”系清照笔误，因多种史料确载明诚起复知江宁府亨是在建炎元年七月议定、八月上任。翌年五月八日才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传主赵明诚的重要行实，似有必要做出上述发明。　笔者从各方面敲定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确因其“缒城宵遁”，是否意味着这是赵明诚的一种很大的罪过？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那个“御营统制　王亦”所谋划的当是一次小小的宫廷兵变，询为统治者内部之事。前文对赵明诚的被朝廷“录功”既不对其加以褒扬，此时他被朝廷罢官，今天亦不必　对其大加挞伐。“缒城宵遁”，充其量不过有损于其自身形象而已。之所以在这里多花一点笔墨，是因为赵明诚的这类问题过去鲜为人知。笔者既提出，　如下予说透容易引起误解，但要说得很透又不大可能，一则因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再则主要还是作为文学家的《李清照评传》附传的《赵明诚传》，不　允许用过多的篇幅加以评论。所以笔者主要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摆出史料，至于如何看待赵明诚的所谓是非功过，当以马列主义的史学观为准，本　传如有不符之处，愿聆教诲。
看来，今天对发生在赵明诚同一个人身上的彼朝廷“录功”、“改官”　和与此绝然相反的被朝廷问罪、罢官持慎重态度，不轻易为他做“政治结论”
是必要的，但既要为其立传，那么更有必要过问一下，这位身居东南形胜之　地金陵重镇之要职的赵明诚，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他究竟作了些什么较有意义的事呢？现在看，有案可稽的是他于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为《赵氏神妙帖》所写的这样一则跋语：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余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后阙）
这件稀世之宝的价值所在，及其得以留存的来龙去脉，正如这方面的行　家岳珂所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而蒋仲远猷，晁以道说之，张彦智缜俱书其后。中有彦远者，未详其为谁。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乓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钱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栽，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　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俟吾老也。
以往赵明诚主要是靠自身的辛苦和与清照的共同节衣缩食，逐步形成其　金石书画等几无前人的丰富收藏，但在江宁知府任上，据王学初云，他竟做出了一件不上台面的事：“谢伙携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过江宁，明　诚借去不归。谢汲字景思，上蔡人，谢克家之子（谢克家与赵明诚为中表），著有《四六谈麈》。此事见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　卷三所载吴说跋，跋长不录。据吴跋：此图乃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与其同郡人谢伋。伋携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因不归。”②赵明诚就这样在　建康知府任上为后人留下了失望的两笔。在其被“罢”离建康时，只有“老妻”清照偕其展转于江、淮诸地。当他“被旨”再回到建康领命知湖州时，①　　《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武英殿聚珍本。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40　页。
竟一病不起，在这里告别了人世。

（四）
“赵湖州”“奔驰”赴召赵明诚在四十七岁上，始以彼“录功”起复江宁府事，至四十九岁那年　的二月，因其临乱“缒城宵遁”终于被罢。据清照《后序》所云，被罢后，于建炎三年（1129　年）三月，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于赣水上。　五月到了池阳遂接到宋高宗亲命其知湖州的诏谕。既“被旨”，必须立即赴赴当时高宗所在的建康去朝见这位皇帝。于是就把家安在他阳（今安徽贵　池），清照留在这里，明诚只身匆忙赴召。临走时，清照乘船相送，一直将明诚送到必须上岸改走陆路的那一天，那天就是她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六月十　三日。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明诚“负担舍舟”，坐在岸上。他身着麻衫，很洒脱地用手掀起头巾，露出了他那饱满智慧的前额。此时，他精神如虎，目　光闪闪发亮，双眸凝视般地看着坐在船上的清照，以示告别。要分手了，清照自谓情绪很不好，就大声间明诚：“如果象传闻那样城里告急，怎么办？”　他拇指上翘，食指向前，手伸得象戟一样，命令似的指着我，在远处答道：“从众。不得已时，第一次先把箱笼包裹放弃；第二次宁可把衣被丢掉，第　三次无奈就抛弃书画；第四次万不得己就去掉古器，唯独宗庙礼乐之器，必须亲自负抱，与这些祭器共存亡，千万不能忘记。”说完就骑上马奔驰而去。　大凡有前科的人，容易出现两种不同的带有极端性的态度。一是破罐子破摔，继续为非作歹；二是格外小心谨慎，以赎前愆。当年赵明诚的被罢，　虽然不能与今天所说的前科同日而语，但此时他倍加惶恐，一则生怕再出什么纰漏；二则明显带有弥补旧过之意。所以一接到诏书就急忙赶往行在。建　炎三年六月中旬的苏、皖交界处，据历史地理物候记载，那时比现在还要炎热。从来没吃过什么苦的“贵家子第”赵明诚，竟“冒大暑”，骑马奔驰，　遂途中感疾。到了行在建康，就患了有热无寒的疟疾。过了一个半月，直到七月末，清照才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一听说他患的是热疟，她就又急又怕，　因为她知道明诚素来是个急性子的人，既然他患的是热疟，就必然服寒药，这样他的病就更危险、更令人担心。于是清照就坐上船直驶建康，一日夜行　三百里。等到到了那里，明诚果然大服柴胡、黄芩等性寒泻人退热之药，结果疟痢并发，病惜已达膏盲，已到了无法医治的程度。到了这一步，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