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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府兵制的破坏和衰落

唐朝初期，府兵番上、戍边一般都能按规定轮换，勋赏也较丰厚，许多富人将当兵作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因此，府兵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高宗、武后起，由于同边境各民族的频繁战争，府兵得不到轮换，以至出现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唐大诏令集》卷一○七《镇兵以四年为限诏》）的情形。加上勋赏不行，府兵地位下降，当兵无利而有害，因此富人千方百计逃避兵役，兵役负担逐渐落到穷苦农民身上。番上制度也遭到破坏。宿卫府兵被卫府长官当作奴仆使用，从事各种杂役，百姓耻作“侍官”。为躲避服役，有些人甚至自残手足。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作为府兵制的基础的均田制也日趋破坏，府兵之家因不免杂徭，贫弱不堪，纷纷逃亡，府兵制难以继续实行下去了。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了折冲府无兵上番的局面。天宝八年（公元749年），被迫停止上番，折冲府从此名存实亡，府兵制走向衰落。

（6）募兵制的代兴

府兵制破坏后，唐朝转而依靠募兵。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宰相张说建议招募将士，以补宿卫兵的不足。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开元十一年在京兆、蒲、同、岐、华等州选募府兵和白丁12万，分隶诸卫，每卫万人，分六番服役，称为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改称为彍骑。彍骑免征赋役，并分给土地。户籍由兵部、州县和卫府分别管理。

彍骑的产生，标志着募兵制的兴起。彍骑与府兵有着显著不同。府兵是由农户按规定出丁，而彍骑则是自由应募；府兵已有田亩，彍骑是应募后授田；府兵不但负责宿卫，还要负责征战，而彍骑则专门负责宿卫；府兵自备资粮，彍骑则由官府发给。

彍骑以10人为火，五火为团。火设火长，团设团长，平时在军营附近教阅弓弩，严格训练。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彍骑改为左右羽林飞骑。天宝年间以后，彍骑之法又遭到破坏。

团结兵（团练兵）。府兵制遭到破坏后，开始出现团结兵，又称团练兵，是由当地家财殷实、身体强壮的男丁组成的。团练兵免除徭役，春夏耕种，秋冬定期集中训练。训练期间由官府供给口粮。也允许在家里习弓射箭。如有战事则应募出征。团练兵开始的具体年代不详，武则天时期开始广泛建立。到唐代宗时期明确规定：“差点士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练。”（《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并规定了各州兵额。

团练兵不脱离乡土，不完全脱离生产，类似于府兵，但不需要自备戎具、资粮，因而又有雇佣兵性质，负担也较府兵为轻。在战乱年代，各州设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由刺史、观察使兼任。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罢各州团练使，而以都团练使统率几个团练兵。

长征健儿。长征健儿也称“官健”、“防人”、“戍卒”，是唐代边防军的称谓。唐在边境地区设有军、守捉、城、镇、戍等边防组织，置边军戍守。唐初，边兵由府兵轮番更代，三年一轮换。开元以后，规定各军镇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于从戍人员和客户中招募士兵。自愿长期戍边的，长年免赋。如果家属愿意同往边境，由官府发给田地房屋。这种招募来的边兵称为长征健儿。以后发展到所有军队都招募健儿，由官府发给粮食和春冬衣。原防人由自备衣粮变为官给，所以也称官健。因为家属随营的不多，开元十六年曾规定长征健儿分五番，每年有一番回乡度假。因此，长征健儿又有职业兵的性质，成为军、镇和有关州府的常备军。

随着彍骑、团练兵和长征健儿的出现，到开元、天宝年间，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府兵制，直到唐朝灭亡，宿卫军和边防军的一切兵员都来自招募。

（7）禁军的演变

唐朝中央禁军，由南衙16卫府番上宿卫的府兵和北衙禁军两部分组成。南衙诸军，屯于宫南，由宰相指挥；北衙禁军，屯于宫内，由皇帝亲辖。

北衙禁军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把随同他起兵的三万人留作宿卫，纳入府兵系统，称为“元从禁军”，屯于玄武门，所以又称北门屯兵。贞观初，唐太宗从元从禁军中选善骑射者百人，分二番在北门宿卫，称“百骑”。又置北衙七营。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从诸卫将军中选人为统将，称为“飞骑”。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在左右屯营基础上，又增选府兵中的越骑、步射、扩充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执政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更发展为“万骑”，分左右营。玄宗将“万骑”改为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与左右龙武军通称羽林亲军，士兵来源于唐朝功臣宿将子弟和“良家子”。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置左右神武军，又称神武天骑，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合称北衙六军。为加强殿前保卫力量，肃宗又设殿前射生军，分左右厢，后又称左右英威军，代宗时又改称宝应军，德宗时再改为射生左右军、左右神威军。

唐中期以后，禁军中的主要力量是神策军。神策军以宦官为统帅并由其完全控制。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为防止吐蕃进攻设置了一支戍边部队，称神策军。安史之乱期间，神策军赴中原参加平叛，兵力扩充至万余人，由宦官鱼朝恩掌握，后退驻陕州。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代宗为避吐蕃进攻，逃到陕州，因神策军护驾有功，代宗回长安后，神策军遂成为禁军，分神策左右厢。德宗时又改称左右神策军，并特立护军中尉两名、中护军两名为最高指挥官，均由宦官充任。不仅如此，卫府兵往往遥隶于神策军，称神策行营，使神策军不仅是宿卫宫中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维护唐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但是，神策军掌握在宦官手中，成为宦官专制的工具。唐宪宗（公元805—820年在位）即位后，废除神策军，又废神威军，改设天威军。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又恢复为神策军。直到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在藩镇威胁下，才把神策军最后废除。而左右龙武军、左右神威军、左右羽林军六军也名存实亡。

（8）地方军和边戍制度的演变

如前所述，唐初沿袭隋制，在内地及边境重镇设总管（后改都督），负责一个地区的军政事务。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都督府增至41个，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0年）并为24个，按辖区人口分上、中、下三等。设大都督府的有扬、益、并、荆四州，中都督府是汴、兖、魏、博、冀、蒲、绵、秦、洪、越等州，下都督府是齐、鄜〔fu夫〕、泾、襄、安、潭、遂、通、梁、岐等10州。都督府设都督一人，长史一人及录事参军若干人。唐玄宗即位后，因奚、契丹等经常扰边，为加强边境防务，将边境划分为三个大区，设立总管，以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并州刺史薛纳为中军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稍后，在原来10道的基础上重划15道④，每道以大将军统率各道边防军，主将有时称大总管，有时称大总督。

唐朝在边境地区除设道外，还先后建立了六个都护府，统一管理边境重地的军事事务，常以重臣任都护，权限极大。六个都护府是：

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四年占高昌后，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设安西都护府，后移治龟兹〔quci丘词〕（今新疆库车），统龟兹、于阗〔tian田〕、疏勒、焉耆〔zhe者〕四都督府。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这些地方被吐蕃占领。

北庭都护府：贞观十四年置庭州（今新疆乌鲁木齐），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2年）置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治天山南北。

安北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平定薛延陀后，置燕然都护府，治金山（今蒙古国科布多），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改称安北都护府。

单于都护府：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建，治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后与安北都护府并属朔方节度使。

安东都护府：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攻占高丽，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后治所移至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和平州（今河北卢龙）。

安南都护府：唐朝初年，在交趾（今越南）设交州都督。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都督为安南都护。治交州（今越南河内）。

都护府所辖的一般是就地招募的地方军、边防军，有大的征战，由朝廷派遣以府兵为骨干的军队参战。

都督、总管、都护都是军事长官，开始不管民政，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称为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2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从此，节度使成为固定官职和一级行政机构，重要镇戍都设有节度使。节度使不但掌管军政，还兼管辖区内的屯田、度支、安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同时，由于府兵制的衰落，边兵主要就地招募而成，从而形成将可专兵的局面。到玄宗天宝初期，全国共设10个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各节度使所掌兵力49万，而京师部队只有12万彍骑，唐初那种集关中兵力可控四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⑤和由此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

安史之乱平息后，投降唐朝的安史旧将和平息动乱有功的将领多被任命为节度使，成为藩镇。节度使的设置也从边境发展到中原地区。这些节度使由于掌有军、政、财大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成为与中央对抗的割据势力。这些藩镇，或拥兵自立，或父死子代，除与朝廷闹独立外，相互间也争战不已，形成中唐以后长期的社会动乱。唐宪宗时期，曾一度平定藩镇，但由于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分裂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唐末农民起义后，这种分裂局面更加严重，大的割据势力由节度使转而称王称帝，最后终于导致唐代的灭亡和五代十国的出现。

（9）唐代的马政

骑兵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李世民尤好骏马，著名的昭陵六骏⑥石雕，就是为褒扬李世民曾经乘坐的六匹战马所立的赫赫战功而作。唐初几次关键性战役，骑兵都有上乘表现。所以，唐朝很重视马政。

唐初，太仆寺负责马政，下设牧监、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各级官吏，按群放牧（一群有马、牛120匹，羊620头，驴、骡、骆驼70头）。太仆寺少卿张万岁领群牧时，政绩斐然，自贞观至麟德（公元627—664年）40年间，养马多达70余万匹。

张万岁以后，唐朝马政渐废。高宗永隆年间，夏州牧马死失19万匹。玄宗开元年间，国马消耗更多。为增加马匹数量，朝廷曾在边境地区以用一个“游击将军”的头衔换30匹马的办法解决军马问题。这当然不是办法，于是，朝廷重新重视马政。至开元十三年（公元724年），太仆寺所养马匹达到43万，较之开元初年的24万匹大为增多。此后，又通过与突厥互市，买其马于陇右、河东、朔方。天宝后，又兴私家养马之风，王公贵族和军中将校群起养马。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