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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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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份。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1934年12月，《神女》与观众见面了。该片得到了各方好评与观众喜爱，被称为是当年最好的国产片之一，有的影评称之为“中国影坛奇异的收获”。
随着岁月的流逝，该片的艺术成就越来越为后人所重视，该片既是阮玲玉从影历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直到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仍被评为九十年来十大国产佳片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1934年初冬的一天，“联华”的一名剧务送来一张纸条：
阮小姐：
请明日到导演办公室来，有要事相商，切记，切记。
蔡楚生即日
阮玲玉接纸条后猛地一愣，心想：“他找我干什么，难道又要我拍那些我不想拍的电影？”一提到蔡楚生，阮玲玉为什么有如此想法呢？
原来，蔡楚生是1931年加入“联华”的，他到“联华”所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的调子是低沉的，此时恰逢抗日情绪高涨，因而引来了正直舆论的批评。
蔡楚生独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是《粉红色的梦》，影片浓厚的胭脂气与国难当头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局更显得格格不入。由于种种原因，蔡楚生所导演的这两部影片不但票房价值不高，而且引起人们的反感。
蔡楚生这最初的两部影片都曾邀请阮玲玉主演，阮玲玉接到剧本后，发现剧本里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况且她对初出茅庐的蔡楚生的导演能力一点也不了解，担心弄不好会使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声誉毁于一旦，因而两次婉言相拒。
蔡楚生两次导演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最低限度应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尽可能地使她和广大的群众接触。从此，蔡楚生开始了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不倦探索，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成了他创作的主题。
1933年，蔡楚生编导了《都会的早晨》，这是标志他思想转变的力作。该片通过对有血缘关系但生长在贫富两个不同家庭的一对兄弟，所走的绝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描写，透过家庭伦理冲突，揭示了阶级对立的现实。
接着，蔡楚生在第二年又编导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渔光曲》。在海边长大的蔡楚生，通过对他所熟悉的渔民的苦难生活和青年知识分子改良中国社会的梦幻破灭的描写，艺术地展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该片于1934年盛夏季节公映，观众冒着60年不遇的酷暑踊跃观看，创下了连映84天的空前纪录。
却说阮玲玉虽然有不想拍蔡楚生编导的影片的想法，但她生性就是一个随和的人。第二天，她来到蔡楚生的办公室，蔡马上招呼她坐下。
“蔡先生，你今天要我来，有什么事吗？”阮玲玉实话直问。
“阮小姐，你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的文霞之死吧。”
“当然知道，别提她，一提起她我就叹息，好端端的一个影坛才女，就这样死去了。”
“阮小姐，你知道吗？我想把艾霞之死搬上银幕，女主角艾霞请你扮演。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至于你愿不愿意，请看完剧本再做定夺。好吗？”蔡楚生说着把剧本递了过去。
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就自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角。
艾霞生于1912年，祖籍福建厦门，原名严以南。幼时随经商的父亲居于北平，曾就读于圣心女校。她的学生时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她接受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与大学生的表哥相恋。
然而，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封建意识浓厚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她的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了。为了追求她所热烈向往的自由，她毅然与家庭决裂，只身南下，闯进了上海。改名为艾霞，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1931年，艾霞转入电影界，入天一公司。翌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在左翼文艺工作者大举进入影坛之时，她被介绍进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日恨新仇》而崭露头角。
接着，她迎来了辉煌的1933年。她在这一年创刊的《明星日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很动感情的短文，题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
她在文中说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怎样使她变成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于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整个电影进展的关键。”
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作为一位左翼影人的面貌。
艾霞在这一年中的确成了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她一连主演了《现代一女性》、《时代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特别是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出她的文学才华。
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华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迷惘之中，她叹息道：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
爱情的失落使她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令她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抗争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这位年仅23岁的女演员服毒自杀了。
艾霞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死后却不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污蔑。
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拍摄《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描写来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残害。
但《渔光曲》的拍摄使他难以分身，他遂邀请刚由戏剧界进入“联华”的孙师毅担任编剧。孙师毅慨然允诺，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放到了蔡楚生的案头。
阮玲玉读完《新女性》的剧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剧本让她感受如此巨大的震动，剧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贫困的作家，这与阮玲玉有一定的距离，但她觉得她的心与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这一角色。
她情绪激动地找到蔡楚生，说道：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韦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并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绝望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请相信我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蔡楚生欣然首肯。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新女性》的剧情是：
韦明为争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生一女儿，后被遗弃。她觉悟到女人不应做男人的奴隶，而应过一种有意义的独立生活，便来到上海，担任了某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员。
校董王博士觊觎韦明的美貌，百般引诱，不能如愿，便串通女校长故意辞退韦明，绝其生计。韦明业余致力写作，将创作的小说送到书店出版，又遭到书店老板的剥削和黄色报刊的侮辱。
韦明生活窘迫万状，女儿恰又病危。为了抢救爱女性命，在迷惘之中，她听从了一个暗娼鸨母的摆布，答应去“做一夜的奴隶”，以肉体来换取女儿的救命钱。但她万万没有料到，要奸污她的嫖客正是厚颜无耻的王博士。她气愤之下，打了王博士的耳光，奔了回来。
失业的痛苦，女儿的垂危，闻人阔少的污辱，同学的误解，压得韦明再也直不起腰来，就在她的小说出版的时候她吞下了毒药。无耻的小报记者幸灾乐祸地写出“独家消息”，发在当天的晚报上。韦明一息尚存，满街的报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杀新闻！”
韦明被送进医院，经抢救她渐渐地醒了过来，但仍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这时她的朋友赶来，启发韦明要勇敢地活下去与恶势力斗争，并把晚报上造谣污蔑她的所谓“新闻”给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页秽史》的标题赫然入目，韦明震怒了，并由震怒而觉醒，她用尽全身气力喊出：“我要活，我要报复！”她要求医生拯救她，但是为时已晚，因并发心力衰竭，她终于含恨离开了人世。
却说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种紧凑的快节奏拍摄完成的。她的拍摄周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但却倾注了剧组成员的许多心血。
作为导演的蔡楚生运用其娴熟的导演技巧，在女主角韦明身上寄予了他对被压迫被污辱的知识女性的无限同情；对于影片中恶势力的代表王博士和小报记者齐为德，则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阮玲玉为了演好韦明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郑君里曾回忆道：
“在影片《新女性》里，我记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对角色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严肃，一反以前在摄影场内谈笑风生的习惯。每个镜头的排演和拍摄都准备好充沛饱满的情绪，一丝不苟，特别当她拍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是真情毕露，声泪俱下，一场戏拍下来，她的神经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这该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气力的一出戏。可她对于女作家的生活毕竟是有距离的，她虽然决意急起直追，却不能像对待熟悉的角色那样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某些场面中，她的朴实自然的演技反而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这部影片作为阮玲玉接触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开端，她对旧的憎恨，对新的热爱的感情，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鲜明、强烈而饱满。”
在《新女性》拍摄的同时，罗明佑编导的《国风》也开拍，罗明情点名要阮玲玉在《国风》中担任主角，这样，阮玲玉便同时在两部电影中拍摄。
在《国风》中与阮玲玉饰演一对姐妹的黎莉莉，也经常来看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尽管黎莉莉与阮玲玉已有过几次合作，对阮玲玉的表演才华曾多次亲眼目睹，但阮玲玉在服药自杀的那场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让她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憾。
后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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