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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算是个要言不烦的总结。无论太平上帝的权能如何，到头来还是钻不出
孔夫子编织的这张伦常罗网。
　　　　　　　　　　　　　　　　　　　　　　　　　　　　　　　合璧的妙用
　　　　太平上帝的诞生，是吸收了洋上帝的部分素材，主体则无可摆脱地取材于华夏
本土文化。这二者掺合杂糅，浑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中西合璧而以中为本的。
虽然中西成分的轻重主次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太平天国来说，这一合璧自有其妙用所在。基督教义本身并无确定的社会内
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素材更大有回旋择取的余地，洪秀全辈有意识地根据需要，
从二者中选材结合、改造利用。譬如，拿基督教独一真神的教义与中国三代以前的
“上帝”相附会，一方面用以否定从秦朝一直到清朝历代封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
—他们不但不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而且是磨越称帝狂悖莫甚的罪人；另一方面又为
自己以真正“天子”的身分来做人主制造了神圣根据。又如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
想，与儒家思想资料中“天下为公”的大同说相结合，便形成了太平天国所谓“人
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独具特色的平均思想。诸如此类的一切，无不被神化成
太平上帝的意志。
　　　　出于对太平上帝的信仰，天朝军民所产生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力，宗教认同的凝
聚力，宗教道德的约束力，宗教神秘的威慑力，宗教氛围的感染力等，对于维系革
命队伍、激励战斗情绪，保持理想信念，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洪秀全辈把“天上天国”，落实为对渴求摆脱现实苦难的群众有着巨大吸引力
的“地下天国”，而又使这地下天国始终叠合着天上天国的飘缈幻影，笼罩着其神
秘灵光，从而构成太平天国的一大特色，离不开对中西合璧的太平上帝的妙用。妙
则妙矣，但太平上帝对于太平天国来说犹如一柄利弊同具的双刃剑，我们更要看到
它的另一刃。
　　　　　　　　　　　　　　　　　　　　　　　　　　　　　　　铁棒变竹竿
　　　　太平上帝的圣杖，拜上帝教的护身符，虽然为洪秀全辈发动和进行革命所利用，
但不表示他们就是完全自觉地以之充当政治道具的，他们的的确确曾是拜上帝教的
诚信者。特别是洪秀全本人，一直到最后依然陷在“言夭说地”的宗教迷境之中。
在太乎天国都城粮绝兵寡、危在旦夕的关头，他竟下令全城人俱食“（口甘）（甜）
露”，发出“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的吃语。对于洪秀全辈以及拜上帝教的广大信仰
者，宗教麻醉的危害都是无可避免的。
　　　　对于太平天国的敌人来说，太平上帝不但未成为抵而挡之的有效盾牌，反而成
了他们各尽其用的“助攻手”。
　　　　借着太平上帝与洋上帝的“亲缘”之桥，“洋兄弟”们得以方便地出入太平天
国。据大概统计，仅传教士先后到过太平天国“访问”的就不下20人次（还不包括
在太平天国辖区内传教的外国人），他们中恐怕很少有真正单纯地为“宗教目的”
而往来者，但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其面目却难以认清。“洋兄弟”们倒是清醒得多，
当他们并不困难地看清了太平上帝以及他所赖以存在的“天国”的真面目时，即使
其中最温文尔雅的人士，也不免发出了“真理既然在起义者心中消失，其权力也将
随之消失，铁棒将变成竹竿”＇注＇的诅咒。比“洋诅咒”更厉害的还有洋枪洋炮和
洋兵。
　　　　“清妖”方面，虽然“妖头”们在洋人们面前害软骨病，但并没有因太平上帝
也有几分“洋气”而望之却步，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更大仇恨。他们狡黠而阴险地故
意将此渲染夸大，作为召唤和集结反革命力量的法宝。湘军首领曾国藩的《讨粤匪
檄》便是精心炮制的这么一件典型法宝。只要读一下这段文字，便可领略其要诀所
在了：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
　　　　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
　　　　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
　　　　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它的煽动力之大难以估量。多少“知书
　　　　达礼”的文弱士子闻之顿然拍案而起，投笔从戎。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
　　　　是清王朝，更有“开辟以来之名教”，在若辈心目中，这尤为天经地义而
　　　　不可或损的。
　　　　曾国藩辈的这种渲染，也兼而产生了另外一种效用，那就是为士子们从现实的
动乱观照“洋教”提供了一幅刺激性很强的漫画。以致事后长时间里，他们一想到
洋教便与太平天国的“可怖”图景联系起来。这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神经
过敏，成为清季反洋教运动的激素之一。
　　　　但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由“铁棒”到“竹竿”的削弱乃至折毁，太平上帝是要
负一份责任的。

　

　　　　　　　　　　　　　　　　　　

望海楼火


　　　　　　　　　　　　　　　　　　　　　　　　　　　　第九章　　望海楼火
　　　　　　　　一向温和的中国人，突然不惜抛头洒血，与上帝的使者作持死抗争。
　　　　火烧望海楼、血溅贵阳城，一件件触日惊心的教案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三大教案
　　　　纵观自鸦片战争以后清季教案的发生情况，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北京条约》
签订以前为“渐激期”；自《北京条约》签订到义和团运动结束为“暴烈期”；义
和团运动以后为“趋缓期”。就大致的对应时间说，这三期分别在19世纪60年代以
前、19世纪60至90年代和20世纪以后。
　　　　　　　　　　　　　　　　　　　　　　　　　　　　　　教案高潮来临
　　　　《北京条约》签订以前，外国教会势力尚未正式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
“合法”护身符，但已有为数上百的传教士在各地活动。对他们的非法行径，中国
从民众到官府都力图进行抵制。此期20年间，发生大小教案不下数十起，有的事态
已比较严重，例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发生的青浦教案。但总的看来，此期外
国教会势力的活动规模还受一定限制，教案的频度和烈度也较低。
　　　　《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教方恃其可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的特权，其活动
的加强势如山洪暴发，汹不可挡，迅速成为一支足以搅动中国社会巨澜的政治势力。
对这种情况，中国民众缺乏心理准备，即使官府也不情愿，双方冲突严重激化。一
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这40年间，教案的状况有如下特点：
　　　　一是为数繁多。通过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的较大案件就多达数百起，地方上不
难了结的案件为数更多。
　　　　二是规模大，烈度高，事态严重。特大案件多，涉及的人众面广，有的案事牵
连到多国，中国方面也往往是成千上万人大规模群体性参与。事态激化，你死我活，
人命关天。情况复杂，交涉棘手，每旷日持久，从发案到结案迁延数月甚至数年。
并且，一般不是个案孤立偶发，而是许多案事前钩后连，一处点火，八方冒烟，连
锁反应，每成系列。
　　　　三是诱因复杂，类别多样。这是由于教方采取多种手段、多种形式的侵略，中
国方面相应以多种手段和形式与之对抗所致。
　　　　义和团运动以后的十余年间，教案呈相对平缓的趋势。从教案数量上看，虽然
还不是很少，但大案、要案明显减少，多属地方上偶发性案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而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手脚也竭力束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方面的抗争；另
一方面，鉴于长期以来中国各阶层人民对外国教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使其在华“福
音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特别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灭洋”声威的震慑作用，
教方开始寻求缓和冲突、以利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的和缓迹象。对于教方来说，
的确因此而获得一个发展势力的有利时机。从在华教士和吸收教徒的数量看，在清
代最后十年间骤增，是清季中发展最快的阶段。
　　　　　　　　　　　　　　　　　　　　　　　　　　　　　紫呢大轿的风波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4月4日），贵阳城里通往巡抚衙门的街道上，
由100多人组成的仪仗队，簇拥着一顶华贵的紫呢大轿。轿子里坐着一位头顶方巾，
肩挂紫带的人。这服饰、轿舆和仪仗，是当时省级军政大员才能享受的规格。但谁
能想到，乘轿人竟是一位名叫胡缚理（Louis　Faurie）的法国籍天主教士（时任贵
州主教）！这是一次事出有因、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行动。
　　　　
　　　　不日前，胡缚理收到了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的由清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
照”，此照及其附件上写明《北京条约》中关于传教特权的规定。这当然使胡缚理
和他的同仁们欣喜若狂，决定择日持此护照前往会见省军政大员，要其明确表态承
认。可见，胡缚理此番出行并非讲究排场阔气的虚荣场面，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示
威和外交讹诈。
　　　　到了抚衙，胡缚理傲慢地出示护照要巡抚何冠英承认，何冠英以“现省内情形
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之处”婉拒。胡缚理碰了钉子，便改往提行会见提督田兴
恕。田已闻知胡缚理示威并冲撞抚衙的消息，传今让胡缚理一行在门外等候。两个
小时过去了，胡缚理仍不见衙门里有人出来接待。
　　　　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又逢巡行军士换班之时，在行人混乱、兵器轰然的
氛围里，胡缚理已失去了起初那傲态盛气恐惧突生，待到衙门内号炮声起，传呼其
入内的时候，胡缚理等人却已弃轿逃离。群众尾追至教堂，怒骂泄愤、事后，田兴
恕又多次派兵到教堂搜抄，并与何冠英联名向全省各级军政官员发出驱教打教的
“秘密公函”。
　　　　此波未平，又起一波。这年端午节，贵阳附近青严镇的各族民众，按照传统习
俗到郊区野游（俗谓“走百病”）。当部分群众经过姚家关天主堂大修院时，遭惨
院的守门人和修士们驱赶屏骂，双方发生争执。这一处所本是胡缚理勾结青严团首
赵三畏抢买民地非法修建的。赵三畏这时知上峰反教的意向，恐怕被追究前愆，便
想“将功折罪”。当他得知冲突事端后，始则拘押闹事修士，训斥后将其放回，继
又将不听警告坚守修院的三名修士逮捕处死，并将修院焚毁。
　　　　正值中法双方为此交涉期间，同治元年（1862年）元宵节又在开州地方发生案
事：当地欢度节日，搭龙灯、祭龙神例由各户出捐，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Jean－
Pierre　Neel）怂恿教徒抗交，发生冲突。开州知府戴鹿芝，团首周国璋遵照田兴恕
对案犯“缉拿就地正法”的指令，将文乃尔连同带头闹事的张天申等四名教徒逮捕
处死。
　　　　面对这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端，列强群起干预。法国公使“联同英、美、俄等
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进行强硬的外交恫吓，并胁以武力，提出赔偿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