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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海游泳的时候，在秘书的引领下，阴法唐见到了这位老首长。作为一个３０多年前在他麾下战斗过的老兵，阴法唐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一些问题问得很细，一些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

　　　　邓小平和阴法唐交谈完之后，就径直游向大海。

　　　　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

　　　　阴法唐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大政治家，他一生都在奋力搏浪前行，一直都在关注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３０多年前阴法唐作为入藏部队的指挥员之，曾在邓小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并一直留在西藏工作。对此，他还记忆犹新。

　　　　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

　　　　当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注大陆上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的号召。毛泽东曾经希望由西北局去经营西藏，但彭德怀同志认为从北路入藏困难较大，而且短期内难以克服。毛泽东反复权衡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在莫斯科致电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任。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于是，这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二野肩上。刘邓首长研究后，决定由十八军完成进驻西藏的任务。同时报告中央，并请求“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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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１月８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和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当时阴法唐是十八军中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说：“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邓政委“是一位非常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考虑问题的人，这种一代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在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

　　　　为了搞好进驻西藏的后勤供应，西南局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但在邓小平同志心中，进军西藏，不仅要粮秣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先行。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的主要领导。

　　　　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则接着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由于西藏的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有政治方面的，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所以，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在宗教问题上，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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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阴法唐十分感慨：“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在当时西藏这块情况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压迫剥削残酷，僧侣贵族统治黑暗，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

　　　　为活佛献花圈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５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阴法唐回忆道：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西南局为了坚决执行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紧紧扭住和平这个根本问题，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４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基础。

　　　　后来，小平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宽宏的气魄，纵览古今，放眼未来，紧贴西藏社会的现实，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深谋远虑地亲自起草了十项政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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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决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这十条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依据和必须遵守的准则。我党后来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１７条就是在这十条基础上发展的。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曾先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

　　　　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一批遭扣押。西南局在物色赴藏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长征时路过藏区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小平同志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可佳，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复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总司令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有尊重他的意愿。小平同志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但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噩耗传出，藏汉各族人民都悲痛不已。

　　　　在追悼会上，首长们都送了挽联和花圈，贺龙、邓小平同志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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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法唐说，尽管我党做了各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北局都为表示我们和平的诚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十八军指战员也始终站在和平的大门前，等待西藏地方政府的醒悟和远见。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怂恿支持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关闭了和平大门。他们调集大量藏军，布防于昌都附近，企图阻止我军和平进藏。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６日，我党我军不得已拉开了著名的昌都战役的序幕。昌都战役的全面胜利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我党我军的继续争取和影响下，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其他官员也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派出了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政府和谈代表团，最后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既要平叛，也要防“左”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６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各方面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和贺龙司令员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于１９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邓小平向他们讲述了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是要认真执行的，还说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于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并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利益出发，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语重心长地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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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为西藏人民新的事业作出贡献。阴法唐回忆说：“协议签订前，邓政委的心血用在促进和谈上；协议签订后，他的心血又用在协议的贯彻执行上。”

　　　　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在西藏“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一再要求部队不要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进藏，不要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与剥削，就犯急性病，违犯政策。

　　　　遇到这类问题要睁只眼闭只眼。

　　　　这使官兵易于理解。

　　　　宗教在西藏最敏感，在动员令中邓小平同志教导进藏部队一定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藏僧俗民的宗教信仰，用自身的模范行为增进汉藏民族的团结。

　　　　然而，我党虽然充分考虑和照顾到了西藏政府不愿改变现状的愿望，进藏后部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一场叛乱仍在５０年代后期发生了。西藏反动上层彻底撕毁协议，武装向我发动全面进攻，１９５９年３月，我军开始进行全面平叛斗争，平叛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到１９６２年３月彻底平息了叛乱，解放了农奴，使百万农奴终于重见光明，永远地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西藏的平叛和改革旧制度，建设新西藏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又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适时地提出了要在平叛中防“左”

　　　　、防急、要稳的方针，使西藏的平叛及改革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

　　　　阴法唐感慨地说：“岁月已经久远，沧桑巨变，许多历史的往事在渐渐的被淡忘。但是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在担任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到总书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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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为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叛乱，完成民主改革等，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和作出的特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屋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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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惜分：

　　　　他一讲话，举座皆惊

　　　　甘惜分，１９１６年生，四川邻水人。

　　　　１９３８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１９３９年底赴晋西北部队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新华社，历任新华社绥蒙分社、晋绥总分社记者，编辑。

　　　　１９４９年后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