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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处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

　　　　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

　　　　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黄玠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自然，他是最了解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这段历史的了。他回忆，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除了列席和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一换。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

　　　　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弄，他都相当熟悉。为了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据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回忆，中央在五马路的清河坊机关楼下的一杂货铺，就是邓小平开的，卖香烟、肥皂、火柴等。可见当时环境的危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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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工作之艰难。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敌人利用外国巡捕镇压、特务监视、叛徒告密等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３年内，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尽管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成立特科，除掉了一些奸贼，但终因叛徒出卖，机关遭严重破坏，在上海站不住脚而于１９３１年下半年陆续转往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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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端绶：

　　　　邓小平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朱端绶，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５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入党后，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湖南农村，对当地阶级状况开展调查，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她和熊瑾玎同志一道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并结为夫妻。

　　　　１９３８年以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社会计主任，党组织委员会分支部书记，晋绥日报会计科副科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计秘书组副组长、审校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副司长等职。

　　　　１９６５年，鉴于朱端绶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她休养。她仍尽自己的能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关怀，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上海时，熊瑾玎和朱端绶都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在上海繁华的闹市中心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有一栋楼，曾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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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栋楼下曾经是一家“生黎医院”

　　　　，在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字庄”的牌子，当时人们都称为熊老板。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１年４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对此，李维汉有一个回忆：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

　　　　从１９２８年４月开始到同年９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１９２７年冬或１９２８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

　　　　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

　　　　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当时，每天上午９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部主任和其他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熊瑾玎当时在中央秘书处任会计。据当年担任过秘书处长的黄玠然老人介绍：“会计科就是熊老板一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最保密也最安全，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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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去发送，政治局派人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手饰都要去兑换，怕暴露，于是就利用章乃器的关系。章乃器那时是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董事长，他与陈云同志关系很好，但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

　　　　陈云同志和我找他去玩，顺便叫他帮忙换点银票，他还很高兴，因为银行可以拿点手续费。

　　　　朱端绶当时在中央机关当交通。她是由湖南党组织介绍到上海的。由周恩来介绍，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机关”

　　　　，先是假扮夫妻，然后是假戏真做，于１９２８年８月结了婚。熊瑾玎比朱端绶年长２０多岁。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他们俩夫妇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曾双双被捕。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功劳很大。

　　　　解放后，熊瑾玎生病住北京医院时，邓小平还去看过他。熊瑾玎于１９７３年去世，朱端绶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才逝世，终年８６岁。前几年，依然精神抖擞，步态稳健，回忆起当时有关邓小平的情况，记忆仍十分清晰。她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是在１９２８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２４岁。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１９３１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

　　　　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

　　　　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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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的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都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朱端绶老人还告诉毛毛：“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熊老板在秘书处搞特会（特别会计）

　　　　，也归你爸爸领导。政治局这个机关归我管，我除了抄写文件和当交通外，还给来机关工作和开会的同志烧开水、做饭。中央的同志们都爱吃我做的几样菜，周恩来同志爱吃我做的狮子头，你爸爸爱吃辣椒。

　　　　你爸爸性格挺好，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四岁，叫我小妹妹。

　　　　你爸爸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当时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要穿长袍，戴礼帽。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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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任远：

　　　　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袁任远，湖南慈利县人。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出走南洋，又回国投身革命，在家乡发展党组织，１９２８年发动石门南乡起义。

　　　　１９２９年６月到广西，参加了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广西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治部总务处长、教导大队政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转战湘赣后，加入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抗战期间任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绥德专区专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永吉地委书记、吉林分省委书记、军调部第三十四组少将组长、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吉林省政府副主席等职。

　　　　１９４９年南下湖南，任省政府副主席。

　　　　１９５３年调任内务部副部长。

　　　　１９５８年调任青海省省长。

　　　　１９６２年底调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书记，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我和小平同坐一条汽船

　　　　１９２９年３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失败，倒戈拥蒋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当上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俞都曾受共产党影响，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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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共产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一部分干部到李明瑞部队工作，为建立武装和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

　　　　６月份起，从中央和广东省委陆续派出了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即龚楚）

　　　　、袁任远、李谦、叶季壮、袁也烈等几十名同志到广西。

　　　　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作为中央代表到南宁负责领导。

　　　　共产党首先通过俞作柏弟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教导总队，为李部培训干部，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大部分进了教导队，张云逸担任了教导队的副总队长，还兼任警备四大队长，李明瑞委托他帮助改造这支旧部队。

　　　　１９２９年９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卫拉拢下，决定联合张发奎武装讨蒋。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