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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史略-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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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1）
自宁远被围，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已中断。北京方面，“数日消息无闻”，焦虑不安，连熹宗也“寝食不遑”《明熹宗实录》，卷62。。迟至二十九日，初战告捷的战报才传到北京。原来，还在二十五日这天，刚刚击退后金的猛烈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景松和马有功两人，把他们从城上系下来，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他迅即派快马，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朝廷。战斗尚在进行中，熹宗和朝廷诸臣既为初胜高兴，又有几分担忧。接着，有关宁远的战报陆续传来，直到二月十三日，宁远战况的全面报告一传到北京，朝野欢呼为“宁远之捷”，士庶空巷相庆……
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上下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朝臣们以兴奋的心情高度评价此役获胜的深远意义。兵部尚书王永光不胜感慨地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明熹宗实录》，卷63。
大学士顾秉谦讲得更深刻，他说：
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鹿奔北，则闻风先逃，曾不能以一矢相加……而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明熹宗实录》，卷63。
熹宗也视宁远胜利为一奇迹，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熹宗实录》，卷63。他们一致认为，“恢边胜算，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明熹宗实录》，卷65。因此，熹宗慷慨颁赏，凡参加宁远保卫战的全体将士都分别等级给予奖励。袁崇焕于二月初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驻宁远，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四月，又加升一职，为兵部右侍郎，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满桂与赵率教都升为右都督，赏银二十两。左辅实授都督佥事，赏银二十两；朱梅授都督佥事，祖大寿授副总兵，各赏银十五两。以下有关将领也都有所提升。另提解十几万两白银犒赏士兵。但从这次战役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是朝廷枢辅大臣，他们既不出谋，又不打仗，却也得到升官发财。如元辅顾秉谦特加进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太监魏忠贤也是“有功”之臣，说他“予发火器，大壮军威，功虽奏于封疆，谋实成于帷幄。”好像宁远的胜利全赖此阉人运筹决策！熹宗特给予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任锦衣卫都指挥。另外，给这些人的赏赐尤多，都赏银四十两或五十两不等，所赐衣物也超过宁远将领。不仅如此，连他们的子弟竟也得到封赏！曾为宁锦防线做出重要贡献的孙承宗也得到一份奖赏，但低于以上掌政的权贵《明熹宗实录》，卷65。。袁崇焕和他的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巨大胜利竟成了这伙权贵晋级的垫脚石！
有奖必有罚。在宁远被围期间，“（山海）关上不发一骑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后金撤退时，又不发一兵追歼。作为经略的高第负有重要责任，但他把责任推到了辽东总兵杨麒的身上，参劾他“懦怯不前”，不救宁远，先被撤职，很快又加重处分，削籍为民。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则以“科索往来财物，怨声载道”等错误给予革职闲住的处分。高第受阉党保护，没有给处分。不过，他也不安其位，屡次“乞休”，被免职归乡《明熹宗实录》，卷64。。因为宁远打了胜仗，此次受处分的比往次要少得多。
明朝统治集团对宁远保卫战的胜利的确是兴高采烈，上自熹宗，下至群臣，纷纷发表见解，力图总结它的成功“经验”，以利恢复失地，其中也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一谈到胜利，群臣们必先归功于以玩乐为能事的熹宗，赞颂他“本之以忧勤，出之于镇定，悬有功之赏，严失事之诛，圣谕一颁，士气百倍，无何而宁远捷音至矣！”《明熹宗实录》，卷63。所谓“忧勤”、“镇定”之说，都是无事实的吹捧。所谓严赏罚，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何时不严？如重臣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兵败被诛，其下将领因败因逃而被逮被杀的更不在少数。尽管用重赏罚的手段，仍免不了一再溃败，而宁远之战又岂能只靠严赏罚而取胜？因此，这种议论不过是信口谄媚之词。又有的说，此役全赖熹宗“精文武之选，从此委任专，事权一”。《明熹宗实录》，卷64。选择好人才，委以重任，的确是胜利的一个因素。如袁应泰、王化贞等人平庸无才，招致辽阳与广宁之惨败。孙承宗、熊廷弼等人是杰出人才，但他们都未尽发挥自己的能力，一个被排挤下台，一个被陷害致死。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才，他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才有宁远之捷。群臣认为熹宗对袁崇焕“委任专，事权一”，道理讲得对，但与实际情况不符。高第令袁崇焕撤退关内，遭拒绝后，遂弃而不管。而朝廷方面，诸臣纸上谈兵，议论数日，也拿不出善策来，只得放弃不管，听任存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袁崇焕全权指挥，孤军奋战。因为没有上面廷臣的横加干扰，他的才能和战略思想得以发挥，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2）
熹宗几次下达“圣谕”，就宁远之战并联系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战役胜败，讲了些实在话。他说：宁远战役以前遭到多次失败，“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妒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复何时？”这正说中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政治黑暗《明熹宗实录》，卷64。。但这种现象在宁远城内却没有出现。正如这位皇帝指出，“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得法，有满桂等捍卫孤城，矢心奋勇”，故能“首挫凶锋”《明熹宗实录》，卷62。。这说明官兵同心，上下一致，众志成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一句话，开明的政治激发和动员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保家乡，求生存，促成了宁远军民同仇敌忾。这是制胜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使熹宗和廷臣们多少已认识到，从前没有不可守之城池，关键是无肯守之人和必守之心《明熹宗实录》，卷63。。
以上情况反映了明朝统治集团对以往失败和宁远胜利的原因已有所认识。但他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不那么深刻。宁远的胜利，除了袁崇焕指挥得法和将士用命、百姓支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这一点，在宁远战斗进行中连袁崇焕本人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每每提到军民奋战，特别强调他的将领如何英勇，不惧怕牺牲等等，对于大炮在军事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决定战争的胜负缺乏足够的估计，也就是说，他对于火器将影响或改变“作战方法本身”恩格斯：《反杜林论》，17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还没有提高到战略地位给予重视。但宁远之役结束后，他很快就意识到大炮等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同年冬，他同赵率教等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后，就向朝廷提出了关于对后金作战的基本方略。他说：
“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这里，他认识到旷野厮杀、搏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这一经验十分宝贵，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制敌取胜的重要手段。
举世皆知，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据史载，早在唐代已将火药应用于战争，出现了原始的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后，历代虽有发展，但很缓慢，刀戈矛弓矢仍然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到明代，火器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同善于骑射的蒙古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推动人们不断改进和制造新式武器。明人利用历代有关火器的技术，制造出诸如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火兽布地雷、十眼铜炮、四眼铁枪等多种武器《明世宗实录》，卷314；卷316。，并与新型的战车、弓弩等传统武器配合使用，作为“中国之长技”，以对付“射艺极精，矢无虚发”的剽悍的蒙古骑兵《明世宗实录》，卷190。。至明末，它又与新崛起的后金经年展开争战，人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武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得出“中国长技，火炮为上”的新结论《明熹宗实录》，卷29。。火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对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明官方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共三年间发往广宁的各种火器。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雷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零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零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眼、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零九十架。
火药：清硝一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五十斤、硫磺三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
弹子：大小铅弹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斤、大小铁弹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个。
钢铁原料：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二十七万斤、炼过建铁三十九万零二百五十斤、炼过西铁十万斤。
其他还有刀、枪、弓、矢数百万，以及牛皮、牛觔、棉花、盔甲、各式战车等军用物资应有尽有以上统计数字，见《明熹宗实录》，卷15，13～14页。。
从比例来看，火器占全部武器的一半以上，而且火器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可见明代火器的制造相当发达，发展相当迅速，产量之多实属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繁多的各类火器中，有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武器，如佛朗机、乌铳即是其中的两种。还在明正德末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他从泊于此地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因得其制法，造出了第一批这种武器，当时称为“佛朗机”。因为中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故以其国名称呼这种武器。“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明世宗实录》，卷154。欧洲的火器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中国传入火药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制造的火器如佛朗机铳较之明人造的火器，有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强等优点。但它的重量大，最重者达三千余斤，中型的也有千余斤，缺点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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