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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史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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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有能力用战争夺取辽沈地区，也有办法管理这个地区。他为建立统治秩序，详细了解明朝原有的法律条例，让满汉有关官员如实报告，说明可行的和不可行的，就是对明朝的既采用又不完全照搬。例如严格禁止上级官员勒索下级财物就是要一扫明朝贿赂公行的恶习。对辽沈地区广阔的沃土良田，实行计丁授田的办法进行耕种。当年七月下令，从海州收取十万日（每日为六亩），辽阳收取二十万日，共收取了三十万日的田地，分给住在那里的兵丁。十月又下令来年仍如此。反对明朝那种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粮食吃不完去出卖。穷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买粮吃，花光了钱就乞食为生。规定今年种的田，各自收获。一个男丁给田五垧种粮，给田一垧种棉，一样的分给。乞丐、和尚都分给田地。乞丐也不讨饭了。每三男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丁中一人当兵，一人应差。明朝的官员及随从，向人民勒索的粮食一年就有五百斛，柴、菜等银子十五两，从今起这些一切全免。实行公平合理的制度《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27。。
后金在辽阳发展了农业生产，对降服的汉人不杀，就是保护劳动力，正如朝鲜人所说：“贼得辽之后，不杀一人，尽剃头发，如前农作云。”赵庆男：《续乱中杂录》第一，《光海辛酉》。
原来的大批满洲官民迁到了辽沈地区，如何安置他们是个最棘手的问题。努尔哈赤派出勘查田地和料理房屋的官员报告说，满、汉可以合村居住。于是就让满洲官民迁到了辽东汉人的村子里居住了。努尔哈赤预料可能发生纠纷，他事先特别为此下令：“诸申、汉人要同住一村，粮一起吃，牲口的草料一起喂。诸申不要欺凌汉人，不要强取汉人的任何东西。如果强取豪夺，汉人告状，就要治罪。汉人也不要捏造事实，如果捏造没有的事，审查出来，也要治罪。诸申、汉人都是汗的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9。
辽沈地区增加了新的主人。努尔哈赤和后金的诸贝勒大臣，都在辽阳、鞍山、海州、牛庄等地建立了田庄。在这些庄子里使用汉人进行生产劳动。后金国的统治者从辽沈地区得到了粮食、副食、食盐、瓷器及牲畜草料等生活和作战用的各种物资。
后金统治重心的转移，无论对这个国家还是对这个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满族，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辽沈地区早已是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后金社会的满族受了这些影响，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迈入到封建社会，同时也使后金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变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了。这一方面是后金政权的主要统治者满族贵族本身有了变化，另一方面也还由于从此以后大批汉族地主官僚进入了这个政权。战争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如辽沈之战对后金社会的影响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部分明廷决策守辽西（1）
辽沈激战结束后，时局的最大变化是辽西开辟了战场，而雄峙辽河西岸的广宁城（辽宁北镇）首当其冲，立刻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直至鸭绿江畔，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朝鲜人对此有过精彩的评论：“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辽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又说：“沈阳乃其（指后金）始兴之地，则东接宁古塔（当系辽宁新宾老城），北控热河，南抚朝鲜，西向而天下不敢动，所以壮其根本之术，非历代所比故也。”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辽东大野记》。
明失重镇辽阳及其“藩蔽”沈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标志着它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行将告终。同时，也使它的“肩背”直接感受到了严重威胁明人视辽沈地区为京师“肩背”。。因此辽阳失守的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以为“河西必不能保”《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有大厦将倾之感。刚即位的熹宗皇帝急令“京师戒严”《明熹宗实录》，卷3。据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兵部甚至“请名勋戚九卿科道并本部司属官员分守正阳等十六门”《明熹宗实录》，卷4。！巡抚天津李邦华指出：“今天下所最重、最急、最难措手者莫如辽事。”《明熹宗实录》，卷19。在一阵惊慌之后，熹宗才和他的枢辅阁臣估计前线的军事形势，谋划应急对策。
这时，前线明兵一片混乱，正在大溃逃中。辽阳城陷时，城外明兵顿时溃散，西奔至三岔河，约三四万溃兵争抢“桴河而渡”，守军企图阻止，他们则“援弓相向”，吵嚷着要去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4。。还有不少溃兵向南逃去，躲到海岛。不只兵逃，民逃，商逃，官也逃，“武臣望风奔溃”《明熹宗实录》，卷5。。据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报告，他“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其中有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共五百九十四员，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卫所官员与居民男女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还有商人二百余名《明熹宗实录》，卷5。；再有逃入朝鲜境内的辽东百姓，“前后数十万口”李肯翊：《燃黎室纪述》，卷21。，就连尚未波及战火的辽西地区“亦时时风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从广宁到宁、前一带，已定居数百年的“土著”都向西迁徙，自塔山（辽宁锦西县塔山）至闾阳（辽宁北镇县闾阳），相距二百余里，“烟火断绝矣”《明熹宗实录》，卷3。！
由于军事上的惨败，立刻引起了明朝统治的动摇。辽东既丧失，辽西“军民尽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摆在它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收拾残局，稳定辽西，作恢复之计。熹宗几次召廷臣“集议方略”，气焰最嚣张的是言官，他们攘袂诟谇，疾颜厉色，但“诸大僚多缄口逊避”，闹得“无复朝庙之容”《明熹宗实录》，卷3。。实际争论的问题是，河西究竟应放弃，还是应固守？原监军道高出竟主张放弃广宁，全力守山海关。他的谬论立即遭到廷臣的反驳，御史刘廷宣斥之为“误国之计”，一针见血地指出：“弃广宁即弃山海（关），弃山海即弃蓟（州）、永（平），一惑此言，天下事弃矣。”《明熹宗实录》，卷4，18页；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高出原在辽阳监军，城未破，他先已逃离，本属“亡命之虏”，却又提出丢弃广宁，触怒了熹宗，经廷臣驳斥后，遣缇骑将高出逮捕下狱高出有自编《镜山庵集》，其《拘幽稿》中为自己辩解说：“予岂苟乐生，有策竟莫施”。。持这种意见的，显然是个别人，多数人以社稷为重，力主固守辽西。兵部尚书崔景荣说：“今辽左唯有辽西一块土耳，若不并力固守，何以遏其长驱！”《明熹宗实录》，卷3。他已看出，辽西不守，后金铁骑就会长驱深入。河南道御史张捷慷慨陈词：要“刻刻以失辽东为恨，着着以守河西为主！”《明熹宗实录》，卷4。
固守辽西，广宁是关键。就全辽而论，辽阳、广宁、开原三大镇雄踞鼎峙，明代称为“形胜之区”《全辽志》，卷1，《图志考》。。辽阳居辽河之东，地处辽东腹心，位置最要。北为开原镇，明视为“河东根本”《明史熊廷弼传》，卷259。，设总兵守。广宁地处辽河西，与辽阳隔水相望。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作了这样的描述：广宁“西卫渝关（即山海关），东翼辽镇（即辽阳），凭依山海，隔绝戎奚，地大物博，屹然要会。……昔之议边事者每曰：备镇静，则寇不能北来；驻三岔，则寇不能东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朝鲜麟坪大君途经广宁时说：全城“周遭亚于辽阳”，医巫山“雄峙城北，以御大漠”。［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卷6，《燕途纪行》。因为广宁处于河东与河西之间的冲要之区，早在明洪武初，即于辽、金时的广宁府旧址筑城，周长九里余，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宽二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建广宁卫，置总兵官抚镇《全辽志》，卷1，《沿革》、《图考》。。自此，广宁成为辽西一大重镇。到明朝中后期，城内常驻官军一万零四百余人，如加上它所辖台堡守军，则达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全辽志》，卷2，《边防》。。明失去开原与辽阳，广宁愈发显得重要，而且由于它与新占据辽沈后的金仅一水之隔，双方的争战已不可免，仅是时间问题。明朝已经意识到，“辽沈既失，便当守三岔河、广宁，次方守山海、蓟昌”，分出轻重缓急《明熹宗实录》，卷4。，故议守以广宁为重。刚代替崔景荣任兵部尚书的王象乾对此作了清楚地分析：
第三部分明廷决策守辽西（2）
臣惟今日天下大事：京师，堂奥也；蓟（州）、密（云），垣墉也；山海、居庸，门户也；广宁、宣、云，藩篱也。今逆奴眈眈，逼我藩篱。河西所恃，以隔虏马者止三岔河一衣带水耳。三岔之西，旧有沙堤，增筑高厚，酌量地形远近，可堡者堡，可台者台，多置火器以防贼西渡。三岔之北，沿堤有河路一道，及时挑浚，务增深广，虽不御大虏，但使虏骑迟渡一时，则我军亦得收敛，防御早一时之备。……广宁，全辽根本，当设重兵，简练教阅，精其技击，时其□饷，又必以辽阳为鉴。《明熹宗实录》，卷5。
王象乾的分析与具体措施，大体符合实际情况。其他大小臣僚交章陈述，所见略同。这样，固守广宁以保辽西的方针得以确立起来。为应付紧迫的局势，便把广宁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凡现有兵马钱粮“俱宜先尽广宁，防河守城，着着料理”。《明熹宗实录》，卷4。与此同时，选将命官，改善和加强军队的指挥系统。
辽阳失守时，朝廷即以薛国用代为经略，他却抱病不视事，便提升王化贞为巡抚，负责广宁等地的防务。王化贞原任户部主事，历任宁前道右参议，分守广宁。此时，急需一位能统筹全局的封疆大吏担负起关外的全部防务之责。可是，廷臣们谁也不敢担此重任。有人忽然想起了解任在家的熊廷弼，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说他熟练边事，才略胆识无出其右者。的确，熊廷弼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首次巡按辽东，数年间，曾使风纪大振，一扫将吏的贪赃骄奢之风。萨尔浒之战以后，代杨镐经略辽东，“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明熹宗实录》，卷3。不久，被人攻击，辞职回乡。直到辽阳、沈阳等重镇要塞接连失陷，廷臣们才重新记起这位差不多已被遗忘的杰出军事统帅。山西道御史江秉谦盛赞熊廷弼的才能，说：“其才识胆略有大过人者，使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当不致败坏若此！”《明熹宗实录》，卷3。阁臣刘一燝也感叹：“假使熊廷弼在辽东，当不会到这步田地！”《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熹宗颇有所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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