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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

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做”了。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5。人生问题ABC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