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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要继续听故事吗？”黑人幽幽地问，随即不管林轩什么反应，立即继续背诵——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3世喇嘛受比丘戒后，藏地正处在动荡时代，各大政治经济集团都急切地希望13世喇嘛亲政。于是，三大寺和噶厦的僧俗官员们借口“神意”逼迫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辞职。摄政王尽管很不情愿，还是向13世喇嘛提出了辞呈。喇嘛将辞呈提交给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会议讨论，结果与会者一致认为——至尊喇嘛现已精通浩如烟海的显密二宗教义，习修完毕全部经文，按例，时到十八寿年应开始亲政，现寿年已超过双十，政教的明鉴力等各方面均已具备他人所无法比拟的能力，已获得所有僧俗众生的共同赞颂，故应祈请至尊喇嘛执掌大业。

　　　　13世喇嘛回复说：西藏涉外条约的事宜关系重大，至今尚未了解。政务繁重，我辨析智能低微，如掌管政教事务，尚难知晓对众生是否有益？故不宜亲政，如定要亲政，需询问乃穷护法神。

　　　　结果，乃穷护法神问卜的结果是：执掌政教宏业时机已成熟。

　　　　1895年8月，光绪皇帝就喇嘛亲政一事下谕：尔已成年，深谙显密二宗诸法，为利乐之大根。尔深明释迦牟尼佛主所创教义，对一切众生一视同仁；为社稷平安，对恶者治罪。注定尔将为西天众生谋利乐，朕特遣人员与尔授权为赞化政主之主，并与尔丰厚赏赐。愿尔留心经卷，为佛教兴隆和众生造福。

　　　　蓦地，林轩心头射入了一道电光，瞬间撕裂了所有的困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些话……这些话正是我说过的！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从前说过的话，又在这一刻由黑人口中转述出来！”

　　　　这种刹那间的顿悟毫无预兆而来，犹如枝状闪电刺破厚重的积雨云一般，横空出世，照亮天地。而且，此刻顿悟到的结果匪夷所思之极，让他陷入了无法抑制的心灵震撼之中。

第四百二十七章　帝王转生

　　　　林轩之所以被震撼，是因为他意识到，曾经亲笔钦定13世喇嘛主政的那个人与自己有着莫大的联系。

　　　　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他听黑人背诵“光绪皇帝就喇嘛亲政一事下谕”那一段话时，脑子里顿时清晰浮现出一个着龙袍、伏龙案御笔亲书手谕的帝王形象，每一句话都如同他亲口说出来的一样。

　　　　“再说一遍后面那段话。”林轩低声说。

　　　　黑人并未从命，而是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怎么会这样？”林轩自言自语。

　　　　“这是简单明了的事实，不是杜撰出来的曲折故事。我们据守此地，就是为了替这个世界保有最后一份真实记录。”黑人声音很低，但神情却无比骄傲，仿佛能够肩负这样一种使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历史上，清朝政府与藏地的联系相当密切，这也是因为当时清政府军事力量极其强大，其西南、西北两翼的驻军都可以将边陲覆盖，确保当地的政治、经济不受外敌入侵的影响。国家强大，大小部落自然就会献礼依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所以，那时候中原皇帝的圣旨能够震慑八方，通达四海，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和谐盛世。

　　　　“我是谁？你是谁？他们又是谁？”林轩抬眼四望。

　　　　“我只知道，我是我。”黑人回答。

　　　　其实，这样的问答已经没有意义。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如果黑人并未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那么就算他说出名字，也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尘而已，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已经没什么分别。

　　　　相反，林轩所代表的那个形象则是独一无二的，由其缔造的历史，也早载入史册，万事不易。

　　　　林轩能够感知到的那位王者，就是清朝历史上争议极多的光绪帝。

　　　　历史记载，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生于1871年8月14日，死于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在载湉亲政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光绪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但终因朝廷**，而以清朝战败告终。他痛定思痛，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暴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这段历史是近代人耳熟能详的，尤其“百日维新”来得快去得快，当时辅佐光绪帝变法的人转眼间由朝廷重臣变为逆贼，并遭拘捕诛杀，真正令史学家扼腕叹息。

　　　　后世史学家曾以精密系统模拟过“戊戌变法”成功后的情况，一旦新法得以全国范围推广，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大清王朝将会二次腾飞，出现第二次“康乾盛世”。

　　　　在更久远的历史上，唐朝曾有两次兴盛时期，一是“贞观之治”，二是“开元盛世”，使得这个王朝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和“女帝登基”的沉重打击，仍然得以久盛不衰，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大时代。

　　　　后人看历史，往往能够高屋建瓴、抽丝剥茧地去看，将光绪帝所处的“垂帘听政”时期放在显微镜下分析。光绪帝之所以败，败于无私无畏；慈禧太后一派之所以胜，胜在心狠手辣。所谓政治倾轧，大抵如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有那些敢于打破一切禁忌，消灭一切人类善根的势力，才能永远占据权力中心。

　　　　回顾那些历史，林轩立刻赶到了锥心之痛。

　　　　在这一刻，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独囚瀛台、郁郁而终的那个人。当然，野史另有传闻，皇帝之死，另有隐情，应该是死于衔命而来的刺客之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林轩长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黑人长声应和。

　　　　前两句诗出自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蜀相》，后两句诗则跟“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出自于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曾高度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在那段黑暗历史中，谭嗣同的出现，如同一颗暴力改良、流血变法的火种，为中国大陆点亮了改朝换代的燎原之火。

　　　　“我知道你是谁了？”林轩怆然。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黑人饱含期待地说。

　　　　两人四目相对，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更深的悲凉。

　　　　他们都曾经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命运之锤落下，王臣各自逃命，朝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于全人类、人类历史来说，他们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褒奖者说他们是改革先驱，国人楷模；贬损者说他们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那么，作为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心路历程，全都冷暖自知。

　　　　公元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是，变法革新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压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维新派首脑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六人被杀。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惨剧中，光绪帝扮演了一个性格复杂的悲情角色，以至于后人只记住了他的被囚，完全忘却了他在百日维新之前的雄才大略。

　　　　林轩清楚地记得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曾经力主创新，试图用自强、自立、自省的新面貌来替代之前遗老遗少们把持朝政的局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随后，他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剖析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光绪帝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算再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过是书生意气，纸上功夫，无法将维新改革推进半步。也正是看到了光绪帝的支持，谭嗣同才联合了一大批江湖人物，试图以此来武力对抗把持京师军事系统的朝廷大臣。晚清十大高手中的“大刀王五”也正是在此期间横空出世，追随谭嗣同左右，鼎力维护其安危，并在谭嗣同慷慨就义之后，单人独刀手刃仇家，最终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天下高手齐名。

　　　　在此期间，光绪帝亲自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光绪帝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百日维新之中，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证明了光绪帝革旧图新的决心，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