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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绳子抽紧了，非常紧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噢！……”

“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鲁瑟尔说，“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血上不去。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对不对？”

“一目了然。”鲁瑟尔说，“请您原谅，大夫。”

“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话——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我们在床上找不到。这样，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但还是聪明不到家。”韦农喝咖啡，然后来回走动，继续讲解，“也可能是喉结受损。”

“啊哈。”我说。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这是勒杀，正如所说过的。如果是勒杀的话，我承认，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颈部很明显。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

“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30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