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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衙内新传-第4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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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空穴来风。此段系出于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卷七中的“高俅本东坡小史”,这里不妨抄上此节: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舆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蓖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住。值王在园中蹴踘,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蓖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俊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儕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镇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業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倖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颇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
  从这段中,我们可以知道高俅的确曾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也倒聪明伶俐,抄抄写写倒也称职。苏轼从翰林侍读两学士(翰苑)外调到知定州(也就是中山府),这是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的事情,东坡先生在十月就已经到任了。而曾布(曾文肃)此时却是在知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他是在来年初才回到东京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即是苏轼何时何地要把高俅送给曾布?这里俺不妨分析一下。河北的定州与瀛州相比邻,苏轼完全可以很方便地与曾布通信。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但曾布是属于新党中比较非主流派的,与王安石、吕惠卿等的关系都处坏的,而他与旧党的关系却颇为微妙。曾布在元丰年间一直不得志而被外放,恰恰是在元丰末年神宗死后,政局发生变化时,这才回到汴梁出任翰林学士,甚至连司马光也想拉拢他。而苏轼也绝非门户之见很深的人,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比较客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他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曾家的事情(不涉及党争等大的是非)他还是可以信赖的。所以,我以为苏轼就是在元祐八年十月至绍圣元年初期间,于定州写信给曾布要转让高俅的,同时也可以推断高俅应是也随苏轼去了一趟定州。但是曾布婉拒了,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好友王诜(王诜,字晋卿。既是《水浒传》中的小王都太尉),这回办成了,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
  《水浒传》中虽没明说,但实际上指王诜是个浮浪无行的人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把王诜在公主葬后立刻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末年(或是指元符三年,即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所谓‘祐陵’,就是指徽宗,这是他‘永祐陵’的简称)的相识。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鲜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结果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于是,高俅终于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手下。事情更巧的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赵佶幸运地被选中为继位者,位登大宝,成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
  (二)高俅的飞黄腾达
  赵佶即位以后,高俅这个新受宠的潜邸“旧臣”,便被特别恩宠,开始了直升飞机般的升迁。
  宋朝是采用“右文左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既然文臣的权力占先,自然对其的要求也就要高。有宋一朝,文臣体系基本上完全被进士(及第)出身的士大夫所掌控,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这***是极不现实的。不过,武臣体系虽然望低权小(相对而言),但是在俸禄等实惠方面一点也不差,升迁的伸缩性也大。显然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这才是仕途的捷径,于是高俅便就此“从戎”了。
  对于高俅在徽宗朝早期的官职和升迁过程,史无具载,只是知道至迟在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前,高俅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样的高位了。那么高俅在此期间都做过什么呢?这得从《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说起,其文载:
  “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宋朝的制度倒是不错,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古时亦然。徽宗把他的红人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这样就不愁没有升迁的理由了。徽宗崇宁年间,西边的战事又起。要想探求高俅在西边的事迹,还要从刘仲武入手。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刘仲武指挥恰当,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崇宁四年四月,随高永年西征。高永年轻敌败死,刘仲武差点也被流放岭南,经侯蒙的搭救,以及他的战功,得免。那么是否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呢?这只能说很有可能,但并没有史料能证明这点(事实上,高俅在西边的具体征战事迹,史书上一概没有。),我们也只能根据其他资料来推测。高俅在此段时间内并没有一直待在西边,他于崇宁四年五月随林摅一起出使了辽国,而林摅的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绝辽对宋夏战争的所谓“调解”,显然这个使团需要有对西边战事比较了解的人。以宋徽宗的角度来看,加入一个熟知西事的亲信显然是比较放心的。既然选中了高俅,似可以反推高俅是已经在西边有所经历的了。在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我怀疑高俅也参与了其役,这从高俅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以及刘仲武之后的征战经历可以推出,应该对他的升迁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观二年后,宋夏战争一度较为缓和,到了政和五年(1115年),大战再起。正月,童贯命刘法发动古骨龙之战,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出会州牵制。九月,王厚、刘仲武进攻臧底河败北。次年二月,童贯命刘法、刘仲武率大军攻克仁多泉城。
  我们知道在政和七年正月,高俅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并被升为了太尉,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得此高位的呢?史无明载,于是还得推断。从上面政和五,六年战事来看,似乎是高俅积累资本的好机会,但我以为此时高俅已经不在西边前线,而已经在东京当上了殿前都指挥使了。其理由如下:(1)在政和五年刘仲武只不过是秦凤经略使,绝无领导殿帅的道理。如果高俅仍然在西边,那将会是高俅指挥刘仲武,起码是独领一面,但诸书全不见高俅的记载。(2)《挥麈后录》言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若是因为政和五,六年的战功才升殿帅,则时间距离徽宗继位已经有15、6年了,这和“数年间”实在差距过大。上面已经说过,徽宗对大观二年的战果十分看重,以其轻佻的个性,完全有可能以此就以为高俅资历已够,留在身边升官晋级了。所以我以为高俅出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时间,大约是在大观二年或之后一两年内的事。
  不过,这倒不是说高俅就此与西边战事无关了。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看出他与刘仲武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宣和二年,刘仲武死后,徽宗曾做了一个梦,“上谓俅曰:‘吾畴昔之夜,梦仲武,其诸子安在?’俅以(刘)錡对,即日召之。奇之,特授閣门祗候”,可见高俅对刘仲武还是颇为照顾。而且前面也谈到,刘仲武在政和五年也打过败仗,但他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升到了泸川军节度使,这应该也有朝中有人替他说好话的原因,这个人应该就是高俅。
  既然高俅掌管了殿前司,那么他做的如何呢?答案是非常差。虽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经不像其前期一样显赫(即已不是实内虚外,此时精兵大多都在西北),但仍然位高权重,对于京畿的防务任务重要。高俅本是小吏出身,虽然也在西北前线镀过金,但遍寻史籍,没有发现他打仗立功的任何记载,无非是靠关系增加升官的资本罢了,显然他是不懂军事的。管理军队,无非是要抓好训练,严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
  对于军队训练,高俅还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领,玩的都是花架子,行同儿戏。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在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条中,其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玩耍一番。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各种花样,与其说是竞赛,不如说是在表演杂技。高俅此时也要显显威风,同书卷十‘车驾宿大庆殿’条载:“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数十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如此仪式,声如鸡鸣,倒也很生动地勾落出高俅薄望贪名的形象来。
  训练耍花架子,高俅对于军队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对军政的严重破坏。《靖康要录》卷七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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