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因为某人知道，不管是称华亭也好、还是松江也罢，它们说得其实都是后世的上海、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第一大港，经济、贸易、金融的中心。那么，从推动大宋经济、以及海外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一定程度的提前开发或布局自然就成为必须。

　　　　但客观地说，宋代的整个松江地区其实很不咋样，这从它仅仅是嘉兴府治下的一个小县就可以看出。

　　　　某人当然还清楚，另一个时空中松江地区后来的发展，绝对是与黄道婆分不开的。也就是她在当地搞纺织，带动了整个松江、甚至是周边地区的发展；或者可以说，是她个人在当地起到了引导、示范作用。某人在黄道婆办厂一事上如此兴师动众，就是要通过某种“造势”，把黄道婆原先所起的作用进一步放大，加速当地的发展。

　　　　而从实际来看，这个时代的纺织技术其实并不复杂，技术含量的本身也并不高，江南之人又多心灵手巧，《宋史》中就有言：“两浙路，……（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处焉。”

　　　　－－－－－－－－－－－

　　　　《宋史》中的这句话，即使是放到后世，仍然是对江浙一带人比较贴切的描述。后世苏南、浙商群体的出现，其实并不偶然，自有历史的渊源。

　　　　－－－－－－－－－－－

　　　　“善进取，图利，心灵手巧，”再有黄道婆的工厂做示范，加上外部朝廷军服的订单、以及民间本就存在的庞大需求，整个松江地区的纺织业兴起自然是很快的。就此，工坊也好，工厂也罢，开始不断地在当地出现。

　　　　某人也早就说过：“让黄姑做军服，并不是说别人就不可以做。”

　　　　当产业兴起，一个地方或地区肯定随后会出现大变，这时候从朝廷的角度来说，管理上理应相应地要改变，所谓松江郡的设立自然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摆到桌面上了。

　　　　某人更在与陆秀夫、赵樵等人商议过后，任命了由许夫人来担任这个所谓“松江郡”的郡守。

　　　　只不过以其喜欢来事的性格，在许夫人上任之前，他还特意交代了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让她“劝说”黄道婆成立所谓的“纺织行会”，并指定由黄道婆担任首任“会长”，制定“行规”。为此他不惜再度请下太后的“金字招牌”，于是这才有了许夫人代表太后和官家前来“赐匾”、以后随后两个女人私下里的密语。

　　　　但黄姑、甚至是将此事奏报朝廷的许夫人也暂时不知道，她们所做的事，给行朝所带来的影响。

　　　　帝国陛下在收到许夫人上呈的奏报后，很快就将其批复给了陆秀夫，并在上“御批”：

　　　　“……着民部、邢部和御史台对纺织行会的行规予以审核，……一旦御史台最后确认，列入我大宋律法。……”

　　　　而收到“上谕”的徐宗仁、冉安国、夏士林，则从陆秀夫嘴里还听到对此事如下的解释：

　　　　“诸公，官家让夫人所做之事，是他认为，朝廷治理天下，其实多数之时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如此，就会出现疏漏和不当之处。”

　　　　“比如当初在新盐政一事上，固然朝廷曾拟有草案，然则那些盐民其后所上呈、他们自己拟订的规矩，却颇有些朝廷未曾考虑之处。”

　　　　说到这里，他看了徐宗仁一眼，徐大先生没有吭声。

　　　　当初赵与珞和徐宗仁赴盐场立“规矩”，尽管是陛下的指派，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没什么准备。因为“法”或“法令”、“法度”自古以来都是由朝廷所立，他们在潜意识里面就没有真的想过“民”能将其定好。可当他们看了那些灶户递上来的章程之后，却发现在有些方面，这些“小民”订得比朝廷还要细致。

　　　　就拿徐大老爷曾当众人面提到的“往盐里掺沙”来说，这在过去真不是没有，但“灶户”们则认为，往盐里“掺沙”的，并非就一定是“灶户”，而是还有贩盐的人，甚至是一些商户。“老爷”您怎么能把板子全打到咱灶户头上捏？

　　　　故此，这些“灶户”共同细致地、甚至可以说是条理入微地列清楚了在盐的制作、贩运、销售等诸环节上的责任，最后归结为一条：

　　　　“谁逾规，抄谁的家，通晓天下，从此把他赶出这行，永世不得再入。”

　　　　这样的规定，朝廷当然乐得照行。

　　　　“官家就此认为，在朝廷的律法上，不能说全部，但有些大可让民自己来定。如此，这些律法不仅让各地官员遇到相关之事有据可依，且也符合民情，更让天下之人无话可言。”

　　　　听了陆夫子的所言，冉安国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好么，“法令”或“法度”向为“国之重器”，就这样轻易“授”民了。

　　　　“陆相，虽说是如此，小民定法，粗鄙尚且不论，疏漏恐更远甚。”他说道。

　　　　陆秀夫则淡淡地回应：

　　　　“不错，这就是官家下此诏的用意了。对民所立之法，朝廷自当进行必要的审核和修缮。且即使眼下朝廷通过了，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仍需再度修缮。而在此期间，朝廷所要做的事，就是多方留意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他看向了夏士林：“官家的圣意，就是把这个察访的职责，以后交给御史台了。”

　　　　夏士林躬了躬身，肃然回道：“臣遵旨。”

　　　　粮食一事风波过后，杨亮节的职位虽然保住了，可他也不得不“闭门思过”，现在实际掌管御史台的，就是夏士林。

　　　　当陆秀夫交代完陛下的旨意后，他又单独留下了徐宗仁。

　　　　徐宗仁是陛下在潜邸时“赞读”，对他这个人，陆秀夫其实一直非常重视。

　　　　在两人重新落座之后，他开口说道：

　　　　“求心，陛下此举的目的……”

　　　　不等他说完，徐宗仁已经简洁地作了回答：

　　　　“仍是为了他的依法治国。”

　　　　闻言，陆秀夫笑了笑，他再度看向了徐宗仁。

　　　　“求心，陛下交给我此诏时曾还有言，民处其下是为阴，堂庙居上是为阳，阴阳相调方为和，此即为中和。行之于律法上，就是也要上下相和。这是你教他的？”

　　　　你徐大尚书最喜欢讲“国之纲纪”，那么某人的法治观念是不是你灌输给他的呢？甚至，那个更神秘的“背后之人”，你是否也有嫌疑？

　　　　徐宗仁一怔。

　　　　当他再看向陆秀夫时，陆秀夫已经转过脸去了。

　　　　－－－－－－－－－

　　　　非常抱歉。
………………………………

第三百章附录

　　　　－－－－历史中的延续和匡正

　　　　翻看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历史，其实很容易看出在其漫长的过程中，制度上所具有的某种延续性；比如汉承秦制，以后的历朝历代又承继了很多的汉制。

　　　　但同时也还能看到，其中有很多的“匡正”、“矫错”，以及由此带来的“变革”。尤其是在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这点最明显。

　　　　自然，在大一统的朝代中，比如唐、宋的后期，由于种种情况的改变，制度上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周朝沿用了商代的“王制”（中国是从商**始称“王”），但与“商代”不同的是，它施行了“分封”。

　　　　（周朝施行的这个“分封”，是我们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它的影响，不仅是对周、甚至于周以后都可以说前所未有，这点以后我们还会提到。）

　　　　“秦代”是对“东周”种种乱象的矫枉，因此它采用了“集权”。它的制度设立，其实是在“周”的基础上，经历了整个东周时期，通过许多代、以及许多人的摸索，才逐渐形成。

　　　　汉虽承秦制，但很明显它的许多做法是对“秦制”的修正。

　　　　从南北朝时代的魏开始、包括以后的隋和唐，则是在汉制的基础上，对国家规制进行了改进；例如“三省六部”出现和“均田制”的采用。

　　　　至于宋代，基本上每个了解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制度既源自于唐，又是对唐、特别是它的后期，包括五代十国所出现的种种弊端的一次矫枉。它的所谓“重文轻武”并非无因。

　　　　就是忽必烈建立的大元朝，既借鉴了许多宋代、包括前代的做法，同样进行了很多的修改；如“省”的设立，纸币的采用，以及对纸币发行上的改进。

　　　　朱元璋的大明当然不能说没有受元代的影响，但它也不是对元代、甚至是大宋的做法进行了照搬。

　　　　明代在军事上的一个特色，是于各地设立了“卫所”。这个举措在后世也是能看到些许影子的。比如二十世纪中期的大对决当中，双方的什么“绥靖区”、“军分区”等等。

　　　　此外，朱元璋的还有些做法，从时代来看非常超前。比如对于他的“大明律”，他就弄过他的“普法宣传”，唯恐天下百姓不知。

　　　　就是过去戏文里的“击鼓鸣冤”，实际也是他所发明。且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听到鼓声，他立马就起身“接见”。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能告官。

　　　　朱元璋其实是历史上少有的贫民皇帝，甚至他连平民都算不上。正因为他自己过去苦日子过多了，所以在官员的俸禄上，“抠门”的他所定的，是历代中最低的。

　　　　为了他老朱家的大明能统治天下，朱元璋的确在有些方面“贼狠”，甚至在许多人的笔下，他的“残暴”与“始皇帝”绝对有得一拼，可他的“狠”和“残暴”，却并没有像秦代那样激起天下的民变。

　　　　出身于贫民、曾经作为“暴民”一分子的老朱，实在是太了解元末所谓“民变”真正的原因了，所以他的有些举措与前代相比，才显得如此“另类”。只不过后来的明代皇帝，显然没有体会他当初有些规制真正的用意。

　　　　满清入主中原，其实幸运的成分要比元代更多。因为明末无论是在内政、还是社会的精英层面上，远不如宋末。

　　　　内忧全都存在，但明末有着宋末所没有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并且当王朝即将倾覆之时，宋代仍有数十万军民、其中有相当部分士大夫以死相随，明末则差得太多了。

　　　　而从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所有的游牧民族其实已经在开始走下坡路；并且此后，他们曾经的风光再也没有出现。

　　　　造成这个趋势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凭仗称雄欧亚大陆的利器、快马和弓箭，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遇到了真正的克星―火器。

　　　　马快，箭更快，可是到了火器时代，它们再快也快不过火器发射的枪弹，更不要说还有打击距离和威力上的差距，哪怕是仍然相对简陋的火器。

　　　　康熙平定葛尔丹，就使用了明代留下来的红衣大炮。

　　　　但是，作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的满人，总体保守的他们当时却依然沉迷于骑射辉煌的过去，这是清代在体制上罕有什么新意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要面对的，是这个古老帝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就更不是保守的他们所能应对的了。

　　　　（这样说并不是在有意贬低满族，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所有游牧民族都罕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客观地说，在满清的历代皇帝中，少有十分昏庸之辈。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入主中原，既是当时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