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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固疾！我们似乎对往昔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未来的梦想；我们似乎对先人的崇拜大大超过了对来者的期盼，我们似乎对为他者作注解的热情大大超过了雕刻自我的冲动，我们一直把唯独我尊视为一个人狂妄的象征，我们常常把枪口瞄准那些展翅飞翔的“出头鸟”，我们经常生怕自己强壮一些之后被众人的眼光屠杀；我们经常由于说出自己的话语而被众人的唾液淹没；于是，一切在波澜不惊中稳如泰山，一切在心照不宣中互不侵犯，于是中国人就成了世界上最整齐的第三纵队，随着别人的脚步，大踏步地永做一个忠贞不渝地跟随者。

三大制约因素

我认为，目前在我国的教育中有三大因素制约着创造力及想象力的发展；

第一、我们的教课书内容太陈旧并枯燥，我们缺乏根据一种特定的年龄来编写教课书的能力，因此教课书与受教育者在阅读天性上的背离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是灌输式而不是启发式的，所以我们的受教育者几乎都是在被动而不快乐地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而快乐的探寻知识。最近我在一本名谓《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中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同样是讲述“影子”，但中、美两国的老师所采取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次中美之间的教学交流，中国派了一位特级教师去美国，还带着两名学生，那堂课名就叫做《影子》，中方老师先上台讲课，当然这种讲课的方式是中国式的，严谨而又古板；哪知道美国的孩子们根本就听不进去，于是，一向生性活泼的美国学生开始满教室跑动，有的钻进了桌子底下，有的开始大声说话，只有那两个中国学生在一动不动地听着老师的讲课。可想而知，这堂课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结束的。该轮到美国老师上场了，只见这位老师一上来就先做了个鬼脸，这一个鬼脸立刻把孩子都给吸引住了，只见老师问一个还钻在桌子底下的学生：珍妮，请你找一下自己的影子。只见珍妮立刻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并开始寻找自己的影子，这时班上其他同学们也开始过来帮着珍妮一起找。结果找了半天孩子们也没有找到影子，于是珍妮就报告老师说影子找不到。老师就开始发问：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影子呢？于是孩子们就开始了讨论，其讨论的结果是：有光的地方才有影子。此时老师就告诉所有的孩子们，你们就出去到有光的地方去找影子吧，找到后请抓住你们的影子，然后带回来给我。这一下可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只见孩子们呼啦啦全都跑到了教室外面一本正经地开始寻找自己的影子并试图抓住自己的影子。努力半天后，孩子们发现，影子是找到了但抓不住，于是孩子们纷纷回到教室报告老师说，这个影子我们抓不着。老师说，既然抓不着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吧。孩子们迅速回到教室，在充满了无限好奇的渴望中，在一片出自本能的鸦雀无声中，美国老师开始了他的“影子“一课：这个影子是什么呢？如果是物质的，为什么抓不住它？如果不是物质，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看见它……

就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授课方式，所培养出来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学生。中国人的“影子”是在一大堆枯燥的概念和说教中被教导出来的，而美国人的“影子”是在阳光下追逐和激发中被自己发现而成的。无需多言，哪一种教育方式更能够激发起一种创造力是一目了然的。

第二、我们对教育本身的意义和作用存在着严重的认识偏差。在中国，一说起读书和教育，似乎就是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一种代名词。我们历来把一个人具备了多少知识来衡量其学问高低的，所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就是中国的古人们用一种容器单位和数量来形容一个人学问之丰厚的。而今天的中国人对一个人学问和知识的崇尚则体现在铺天盖地的各种知识竞赛中，在以王小丫为代表的那一句句“确定吗”的拷问中，知识和学问就成了一种可点数的金钱一样，兜里装得越多越好，先别管它有用没用，装满了五车或八斗就是一条好汉！打开电视机，中央电视台李咏的《幸运52》、王小丫的《开心词典》、浙江卫视的《世纪大盘点》以及星空卫视的《智者王中王》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把拥有多少知识来作为一种诱惑，从而使一批批人沉浸在博览群书中以把各种知识倒背如流为最高荣耀。记得在《世纪大盘点》的一次节目中，参赛者点了一道所谓的最高分值题——十分题，只见主持人气宇轩昂地大声宣读：这道十分题是：一条蜈蚣有多少对腿，10对，12对，14对，还是16对？

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还属不属于正常？出这种题目来拷问一个人绝对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据说曾经有人想考考爱因斯坦，他问爱因斯坦：“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则告诉他：“我永远也不会去记我在任何一本手册中都可能读到的东西。”这是爱因斯坦对那些以能记住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人水平的极大讥讽。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应该用头脑来想象和思考更重要的东西，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了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如何学会把记忆交付给书本、词典和百科全书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本词典。而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至今把一个学识渊博得像一个“活词典”的人视为英雄并予以崇拜，我们多少人在以浪费自己生命为代价从而去成全一个令人称赞的“活词典”。据说有一个叫亚克敦的英国人，他一生嗜书如命，他共有七万册藏书，并一直乐此不疲地阅读到他66岁逝去的那年。亚克敦终身一无所获，后人把他讥讽为“两脚书橱”。当然，作为一种个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亚克敦，但是假如一个民族把亚克敦式的人物视为一个知识英雄并全民模仿，那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

第三、我们现在整个的生存环境在客观上是扼杀创造力生存和发展的。首先我们在一个人幼小的生命期间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开发。瑞士著名心里学家皮亚杰曾经观察过一个六至七岁的孩子，他发现这个孩子在短短的十个月里竟然提出了1250个为什么。而W·贝尼斯则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为贫民区工作的艺术家让孩子们画画，他告诉孩子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结果所有10岁以下孩子创作的东西都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对每一个孩子来说，他周围的世界完全都是新的：绿油油的草地，含羞底垂的小树，温和可爱的小动物，饱含诗意的轻风，沉静的白雪，还有那朝升暮落周而复始的太阳。孩子带着好奇的心里天天看到这些奇迹，而这正是他们的长辈们习以为常，视为无聊的东西。换言之，创作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只是有的人把它丢掉罢了。”……………引自《超薄学习》王东华编著

我们就是那种把它丢掉的一族。中国应试教育的缺陷不仅体现在学龄儿童身上，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似乎严重缺乏学龄前儿童的基础教育。在我们中国人当下的概念里，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是完全不被重视的，我们对一个学龄前儿童幼小的生命本质需求也完全是漠视的。我们把他们更像是当作一种玩物，一种在玩耍过程中让成年人捕捉天真的取乐对象，就像是在养一条可爱的哈巴狗。或者我们就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一个实验品，完全根据成人自己的愿望来强迫他们接受一种类似杂技团式的训练。据近日一家媒体报道：上海有一个三岁半的小男孩最近出现了失语症，后究其原因才发现，这位叫童童的孩子从伢伢学语起就被迫接受了三国语言的训练，他父亲叫他美式英语、他母亲教他日语，而他的爷爷奶奶则与孩子讲国语。就这样，在“三管齐下”的围合式训练中，孩子终于被训练得不会说话了。有时候想想，我们的很多父母在爱的名义下所做出的举动是极其残酷的，我们经常让那些幼小的生命去承受几个成年人的集体围攻，我们的父母经常合起伙来对自己本来就孤独孩子进行轮番扫荡，而培养出一个对父母百依百顺的“乖孩子”便是如今几乎所有父母的最高成就和荣耀。

一个被锁住灵魂的生命

无望地仰视着遥远的边际

再高傲的花朵绽放天惑

也诱不动一颗凝固之心

拽着脚链穿过深幽之夜

曙光越出额头却茫然无视

…………赵健伟

我们的教育真得病了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博士忧心忡忡地向新闻界表示，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出现了严重滑坡，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基础，学前教育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有数据表明，从1995年至2001年，全国幼儿园数从180438所降至111706所，减少了38。1％；在园幼儿人数从2711。2万降至2021。8万，减少了25。4％；特别是3至6岁幼儿园入园率从41％降至34％，已低于“八五”末期的水平。其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各省市学前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几乎全部撤销，幼教组织与管理失去基本保障；许多地方公办幼儿园被强行改制，幼儿受教育权受到严重侵害，甚至在一些地方卖园风盛行，将幼儿园产权变卖给个人；教师的编制、工资、医疗、培训等缺乏应有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占我国幼儿园教师总数70％的农村幼儿教师，至今没有解决最基本的身份与待遇问题……”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3。4

1870年，当中国清末宫廷里太监还依然十分猖狂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安科那，蒙台梭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位日后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儿童学前理论的教育家，她一定不会想到，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里，居然还有一批人为了进宫做太监而割掉一个男人为之根本的象征物。然而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必须以教育为本的年代里，我们却在大规模的灭杀蒙台梭利的梦想。我们正在放弃一个族类共同的生命序曲，我们正在摧毁一个个幼小生命健康成长的心路历程，我们正在割掉一个民族为之根本的前端教育，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创造力的精神太监者。今天，当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每年7％增长的时候，我们幼儿园的数量却同样以7％的速度在每年递减，当我们的国有企业坚挺着国有身份而不惜巨额亏损时，我们有些地方却把公办幼儿园像变卖一个养鸡场一样卖给个人；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谁的工资都不敢欠，唯独可以明目张胆拖欠的就是老师的工资。于是，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严重的精神缺钙者，以至于我们很多人日后再怎么精神补钙也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精神佝偻病患者。我们正在拿自己的童年抛尸荒野，我们正在切割自己整体相通的精神经络，我们正在肆无忌惮地为了面包而毁掉了良田，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背离人类自身而越走越远。

然而更让人感到辛酸的是，一个已经失去童年的人，其命运并不会因为长大了而有所改变，一个从小就没有机会问出1250个为什么的孩子，等到他们一旦进了学校就仿佛进了另一所“精神监狱”，因为所有答案是被规定的；蚂蚁只能在菜园里而不能在大树下；上课时只能手放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