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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我的似水流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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馓缀秃谄ばK俏迥昙堆砩弦弦怠C刻煸谙道锒寄芸醇趕tudentslounge门口处的那台计算机旁,心无旁鹜地写博士论文。彼得罗夫当助教很认真。跟学生讲解时,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句。礼貌一点的学生问问题,常说:“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请别介意。”他就一字一顿地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只可能有愚蠢的答案。”

不过,私下彼得罗夫有不少牢骚。他抱怨学生笨得要命,一个小概念要解释好多遍,而且动不动就问同样的问题,愚蠢的问题!他还抱怨钱不够用。刚来时,助教的工资低,波士顿的房租却正好开始猛涨,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付房租只够吃饭。

“但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导师,一个加拿大人,有时开玩笑说,“你应该习惯没有金钱的生活。”

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脸色黯淡,但也不急于表明自己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一次听他讲,俄罗斯刚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都兴高采烈,展望未来;如今倒有不少人怀念过去。

彼得罗夫的嗜好之一是吃甜食。助教们有时能去餐馆吃顿饭,学校付钱。如果彼得罗夫在场,点菜时总有人开玩笑:“不知今天有什么好甜点……真馋,馋得要命……太好吃了……”

彼得罗夫毫不介意,自在地点一份喜欢的甜点,慢慢吃。

今天彼得罗夫神色挺轻松,看我回来,就敲了敲门,问我要不要吃糖——他的一个朋友从瑞士回来,带了几盒巧克力糖。

“谢谢,”我接过彼得罗夫递来的糖,叹了口气,“Youmademyday(要不是你,这一天算是白过了)。”

糖纸上画着些丰满的女郎,令人联想起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少女。糖的外面有层巧克力壳,裹着黏稠的椰子奶。

“改了太多的作业?写了太多的论文?学生和教授都找麻烦?”彼得罗夫问。

他每问一下我就点一下头。他怜悯地看着我:“嗯,这就是生活。再见。”

听他的口气,我知道他又要去写博士论文了。

我走进洗澡间,边洗澡边想着要给家里打电话,要洗衣服,要交电话费……都别忘了。然后我一直改论文,晚上十一点,终于告一段落。这时另一个室友回来了。此人是中国人,叫萧斌,三年级学生,性子豪爽。他什么样的运动都喜欢,房间里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哑铃、象棋、军棋应有尽有。不过他最喜欢抱怨哈佛小气,还给哈佛起外号叫“哈扒皮”——九月份开学,七月底就催你交学费;助教的工资还没发,就有校友会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每封信都热情地问你打算给母校捐多少钱——五千还是二十万。

“萧斌,你从体育馆回来吗?”我问。

“哪里,从办公室回来的,”萧斌恼火地说,“不知谁在系里的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很大的程序,服务器刚刚出了问题,我的程序也报废了——已经运行了两天!这个破服务器,天天出问题!”

“应该给山姆打电话,叫他赶快把服务器恢复过来。”

“昨天他说他的手机刚刚坏了,只能收email——”萧斌说,“Sprint手机质量真够差的,小明你千万别买。”

山姆是系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我上学期在系里见过一次,他正在厨房仔细地洗咖啡勺;这学期也见过一次,他正在studentslounge那个鱼缸旁边扔面包屑喂金鱼。

“我给他发过email了,”彼得罗夫从房间走出来说,“只是他有时几天都不检查email,没办法。”

“我不信,咱们就不能另找个负责点的系统管理员嘛!”萧斌在客厅打开电视。

“换过几个人,山姆算是好的了,”彼得罗夫说。

接着萧斌又抱怨,说电视上尽是广告,要不就是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和脱口秀。大家没心思再读书了,干脆坐在客厅瞎聊。

“A教授和S教授好像有什么过节,从来不大说话,”萧斌说。

A教授是萧斌的导师,英国人,须发全白,讲课的声音极小。通常他课上没几个学生。A教授和S教授的隔膜是近年的事。据说二十年前,两人还合作发论文。S教授那时没什么影响,鼓捣出篇论文来必定先给A教授看,请他提意见。他还自称是A教授的门徒,单独发表论文时要向A教授致谢。A教授对S教授则大加鼓励,称赞他是罕见的精力旺盛的研究者。

“可能他们的研究方向有了分歧,”我说,“所以不再合作论文了。”

“哪里,”彼得罗夫说,“他们的研究方向算是接近的了。”

彼得罗夫认为两位教授是竞争对手,闹翻了。学术界跟政界、商界是一样的,大家斗来斗去,不得安宁。比方说,C大学政治系,每隔几年因为系内斗争,一半教授集体辞职。学生们可倒霉了——有人专门看准一个导师去的C大学,结果一下子导师就没了……

“导师之间的斗争,学生也经常卷进去,”萧斌说,“S教授的一个学生还在一篇论文里宣称A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学生们也都不选A教授当导师,纷纷选S教授。”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生不喜欢A教授的课,”我说,“S教授虽然两眼放光,其实根本不在乎本科生学得是好是坏;A教授挺关心本科生的,他们却都不喜欢他。”

“A教授讲课东拉西扯,谁听得懂!”萧斌说。

“这是个讲课风格问题,”彼得罗夫说,“两人都很难懂。”

“看他们彼此不理不睬,我真是如履薄冰,怕我过分巴结A教授,S教授会不高兴。要是S教授对我有什么不满,毕业时麻烦就来了!”萧斌说。

“没办法,你最好两个都巴结一下。”

他们说得我心里发慌。S教授是我的导师,可到目前为止,我只顾躲着他,从来没主动去巴结。我皱着眉问两位室友:“我还不太会巴结人,以后怎么办?”

两人沉默了片刻。彼得罗夫笑笑说:“小明你担心什么?你的研究做得这么好,所有的大学都会要你的,导师的推荐信倒无所谓。巴结导师,不就是指望他能写封好推荐信,帮你找个好工作吗?”

“是啊,小明,”萧斌说,“你的日子还长呢,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们也只能安慰安慰我——巴结人的艺术可不容易学,我哪能不担心?

三、无家可归的人

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学问不足,只好拼命学习,争取早点出成果。学习累,第二学年尤其累,因为学年底有博士生资格考试。因为没时间,我很少去Widener图书馆,也不常去燕京图书馆看中文书。去查尔斯河边散步更成了一种奢侈……其实我想去,也不是完全没时间。可精神上有压力,总想着功课和研究,去河边散步也无心享受蓝天、白云、绿草、清水的浪漫,就干脆不去了。

和爱丽丝在一起,是我唯一的快乐。爱丽丝不住RHall了,改住PHall,我常去宿舍看她。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平稳阶段——见面嘘寒问暖,一起散步、看书,特殊的日子送点小礼物。

但我们的感情再也不像我初次吻她时那么热烈了。上学期出了和方晴的那件事之后,我见到爱丽丝总是内疚。时间久了,内疚逐渐少了,但还在心里,抹也抹不掉。有一回爱丽丝跟我有点摩擦,话里话外又把我和方晴的事搬出来,弄得我浑身难受。后来她不再提了。可我依旧怕她。

爱丽丝跟我和好的时候,曾说过要“自由地和别的男人约会”。我虽然没见她和别的男人约会,还是不舒服。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她逛商店我帮她提衣服;她念书烦了,我在她身边坐一会儿,握着她的手安慰她,或者剥个橙子给她吃。

一天我去宿舍找爱丽丝,快到她门口时,突然听见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爱丽丝,你真漂亮。”

“谢谢。”

“我不明白。爱丽丝,为什么你对那个中国小男孩那么在乎?他只是个孩子……看来你对我这样成熟而有经验的男人不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能约你出去吃饭吗?”

我停在门口。“中国小男孩”几个字带着歧视,听着格外刺耳。爱丽丝好像在沉默。

“好啊!”她说。

我赶忙走开。一会儿,爱丽丝和那男人出了门。她没看见我。

我感到疲倦,勉强走回办公室,呆坐在桌前。我没有权力埋怨爱丽丝——这些都是我的错。可嫉妒照样折磨我。我想象爱丽丝和那男人手挽手走在街上,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向爱丽丝求欢,要吻她。爱丽丝答应了。那男人得寸进尺——他粗壮的手揉捏着爱丽丝白嫩的胳膊……天哪,他会不会强暴爱丽丝?

外面的天渐渐黑了。爱丽丝忽然走了进来,穿得整齐又漂亮。她没事,我心想。

“怎么了,小明?你的脸色很难看。”

心砰砰直跳。我深呼了一口气,问她:“你吃过晚饭了?肯定是一顿愉快的晚餐。”

爱丽丝讽刺地瞥了我一眼,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是啊,非常愉快的晚餐!你气喘吁吁干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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