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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唔，虽则医生告诉我说，根据肺部被侵蚀情况，我能幸存这么久是个奇迹，我本该五年前就死去的，因此，有了这额外收入，我还是大方些好。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　

　　迅：他的生平和作品》，英文原刊于1936年11月《天下　

　　月刊》第3卷第4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几乎不见了！……肺已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如果在欧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或者是我贱点的缘故。医生主张我易地调养，我也已经计划得很久，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为着吸些好点的空气，实在应该掉个地方了。……应该调养，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实在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不过调养，难道空口说说就可以做到！……”　

　　“在病重的几天，一经闭拢眼睛，总算看到许许多多花样：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一点兴致也没有，一点欲望也不发生，只是呆呆地躺着。死，就是这么回事吧；这样下去，就是死掉了罢……”　

　　“还有人责备我，说我以前太不当心，为什么不早医治。不知道我的父亲并没有几万几万的财产遗留下来的，专管病是先要饿死的。有病要医，难道我还不晓得！”　

　　“不过肺已经烂掉了许多，总是实在的，X光线照着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明白。”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同鲁迅先生最后的　

　　晤谈》，文刊1936年11月20日《逸经》第18期。　

　　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指史沫特莱请来的D医生要鲁迅住院，开一个病房，由他诊治/编者）。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文　

　　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我心中的鲁迅》。　

　　“前几天几乎像完全好了的样子，因这几天没打针，也没吃药，加上又贪作一点事情……从昨天起，热度又增高了些。”　

　　“只要好一点，就想要做事情……这是没有法子——他们说要我打空气针，说打一年空气针就可以好了；再就是养……可惜这两样我全做不到……我的老子没给我留下钱。”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田军（萧军）《病中的礼物——为关心鲁　

　　迅先生的病而作》，文刊1936年8月15日《作家》第1卷第5期。　

　　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在上海最后三年半居住和战斗的地方——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我从此要加紧多做一点事了！”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我的记忆》，文收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秋窗集》。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指李秉中/编者）。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黄源《鲁迅先生》，文　

　　刊《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10日）。　

　　意识不到发烧的程度，自己被这细小的有机物灭亡的日子大概不会太远。无论活多久，人的工作不能停止。至少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应该学习。不劳动就缺少人的价值，要让自己做点事。发烧是给予人的一种认识和警戒。顺应它有治疗法和卫生法。自己知道就不会对医术有所反对。身体状况好时，散步、活动也能窥知一二，漫谈也是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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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与姚克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看到自己的X光拍的胸部透视照片）即使受到损害，也还是健康的部位居多，不能落魄悲观；长年使用，有伤痕龟裂，也是正常的发展。　

　　……　

　　自己也闹不明白用怎样的方法（指教育海婴的方法/编者）好。海婴四岁起就常常发生支气管喘息，现在已经没有喘息，变得相当结实。自己曾经研究过种种根治喘息的方法，看今天儿子结实的样子很是高兴。可是，与儿子的结实相反，自己的衰退，则是顺从自然法则之故，这是没法子的事（说罢大笑）。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中），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　

　　只要坐得起来，我是还要看书写文章的。叫我躺着不动，那就等于死掉。那么我还不如看看书写写文章，倒未必一定怎样。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鲁　

　　迅先生》，文收北方出版社1936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我这个病，闹的日子不浅了，现在还可以，相信至少可以再支持十年。要是换上你们呢！我看支持两三年就不行。　

　　我这个病，几年前医生就宣布我不行，早就该死掉了，可是我还是活了下来，大家觉得很惊奇。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体格特殊些，这个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是磨炼出来的。看来中国人的生命力特别强的。　

　　还在注射的。曾经抽过水，一抽就是半瓶子。　

　　·与黄新波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原有到日本去疗养的计划，但一则我至今每天还要发热，恐怕经不起舟车的劳顿，二则，到日本就免不了有许多新闻记者要来访问，不见他们呢，他们不免要不开心，若见他们呢，实在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对付。所以现在是决计不去了。此外还有哪里可去呢？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鲁　

　　迅先生》，文收北方出版社1936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老板，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了。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回忆·文学家　

　　的灵魂》，文收吉林师范大学1977年编印《日本人士回忆鲁迅》。　

　　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有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　

　　·与日本友人的谈话，录自郭沫若《不灭的光辉》，　

　　文刊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上海）。　

　　你此刻来，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应去苏联，你下次来就看不到我了。有人来转达莫斯科方面的邀请。我的行程，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但我没有答应。　

　　·1936年1月29日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越之”　

　　即胡愈之解疑》，文刊1993年第3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出国，因为一，不愿向反动者示弱；二，正在预备一种著作，须在上海找材料。对你们的好意表示感谢。　

　　·与胡允恭的谈话，录自1936年12月10日《救　

　　国时报》上刊之陈铭枢在1936年11月15日巴　

　　黎各界华侨追悼鲁迅逝世大会上的演说，转自　

　　1994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陈铭枢谈鲁迅》。　

　　你看我的身体怎样呢？他们总是担心我的身体。其实他们在国外过久了，见惯了硕大的西洋人，自然觉得我的身体瘦弱了。究竟我并没有什么病，看来似乎不结实，实则也还好，我天天都在劳动呀！　

　　谣言呢，这是一年到头都有的。怎能顾得了那许多，到国外去住一时，自然是好，而且也曾经这样打算过。但若果是为谣言吓走的，那全不必；因为在国外也是不能久住呀，回来还不是要到中国来，那时谣言或者更多了。　

　　……正是为他（指瞿秋白/编者）搜集各种遗作，预备用半年的功夫，把他的遗著编辑成功。……不必了（指不复陈铭枢函/编者），请你代我告诉他们吧。　

　　·与胡允恭的谈话，录自胡允恭《一个回　

　　忆》，文刊1936年11月6日《申报》。　

　　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指赴苏联疗养/编者）。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敌人是搞不掉我的。这场斗争看来我胜利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对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因为我老了，杀掉我，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责任。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总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与胡愈之、冯雪峰等人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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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与冯雪峰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能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种危急关头离开中国。中国需要着每一个人。　

　　·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录自A·Smodley（史沫特莱）《追　

　　念鲁迅》，文刊1937年11月10日上海《文学》月刊第　

　　9卷第4期，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