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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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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不能写批评,因为我不能冷静。……我把认识藏在心里,而叫自己的感情说话。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关于鲁迅和我》,文收董大中著,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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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与高长虹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我)不能做批评,因为我向来不做批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 

  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未免过誉了(指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将鲁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鲁迅并未将这句话涂去/编者),——对外国这样说说不要紧,此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 

  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 

  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我虽清穷,但不愿和当道往来,就是日本的公人也不乐多所交游。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 

  死》,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我在希望你们停止字面上的争斗而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是否参加组织,你们现在不必这样作为问题的。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 

  死》,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厦门大举开欢送鲁迅的会,一位同学致辞说“夫子温良恭俭让”) 

  我不敢当!说不定我明儿,会变成一个小偷,或是一个土匪的。 

  ·与厦门大学学生的谈话,录自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鳞爪》,文刊闽南《文艺协会会报》,转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8月版《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辑。 

  我对别人,从来没有这样屈从过(海婴有时以不吃不喝反抗父亲,这时鲁迅只好对他说好话了/编者)。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我就是一位孝子,可以排上第“二十五孝”了。 

  ·与友人的谈话,录自张款、张能耿《鲁迅爱子周海 

  婴》,文刊《绍兴鲁迅研究》第23辑,2001年8月版。 

  我离开书报就写不了东西。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回忆大哥鲁迅》。 

  “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文刊1937年1月16日、2月16日北平《新苗》月刊第13、14期。 

  “鲁”为山东省,“迅”有疾驰和激励人之意。这是俄国人名,此名很不错,故取之。“鲁迅”取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此说与流行的说法不同,是否准确,待查。录以备考/编者)。 

  ·与木村重作的谈话,录自木村重作作,季昌华译 

  《在上海的鲁迅》,文刊1973年8月第57号《鲁 

  迅》(东京版),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7辑。 

  (钱玄同见鲁迅名片上不署“鲁迅”而署“周树人”,故而发问) 

  “君子不忘其旧,我不希望做古董,所以用不着唠叨的名字,周树人是我的本姓本名,怎可废置不用,何劳老兄挂怀!” 

  ·与钱玄同的谈话,录自曼君《鲁迅的最近》,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至于唐俟呢,哦!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文刊1937 

  年1月16日、2月16日北平《新苗》月刊第13、14期。 

  “我近些时候在中国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前些日子日本某学者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最近没有阅读到你的作品呐’,我说现在我写的东西很不少,用的都是变换频繁的笔名。” 

  ·与山本实彦的说话,录自山本实彦作,吕元明译《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原文刊1936年12月号《改造》。 

  “我看你从小蛮聪明,这三个字是谐音,你连谐音都不懂得吗?‘隋’字‘洛’字再加几笔,意思不就明白了吗?我这篇译作(大约指《苦蓬》/编者),没有什么大意思,高情难却,聊以塞责而已。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堕落文’,所以,只这个‘隋洛文’,是最好没有的了。” 

  ·与倪文宙的谈话,录自倪文宙《深情忆念鲁迅师》, 

  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印《乡友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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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诬我是“堕落文人”
作者: 吴作桥

  有人诬我是“堕落文人”,我就斩头去尾,用这个笔名回敬这些东西。 

  ·与李文保等人的谈话,录自李文保《回忆鲁迅在北 

  平师范大学讲演》,文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 

  “你这个人啊,鲁迅是笔名,用得很多,很久了,人家就叫鲁迅,我自己也叫鲁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1927年1月7日在浙江同乡会欢送鲁迅的会 

  议上与盛配的谈话,录自陈坚、余风高《访 

  问盛配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这两个字原是一样的,但在我是两样的。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的意思(“豫才”之字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改的,初名“豫山”,后因与“雨伞”音似,随由周福清改为“豫才”/编者),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材”。而我呢,还在“预”备,我在杭州教书,也教的是预科。所以,我总是写这个“预”,不写那个“豫”。 

  ·在绍兴府中堂与一位老师的谈话,录自谢德 

  铣《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文收山东师院聊 

  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印《鲁迅在绍兴》。 

  “写了出来,是讽刺。也就因此,××老爷要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但是,这却是一件颇为费力的工作。”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纪念鲁迅先生》,文 

  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 

  一面把读者的文艺理解能力提高,一面仿佛也希望有所谓天才者出现。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关于鲁迅和我》,转自董大中著,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号《作家》。 

  你们打人(指俞芳和俞藻用拳头打鲁迅的拳头/编者)。,挨打的人没有痛,打人的倒痛了。“‘畅肚’啊,‘畅肚!”(“畅肚”为绍兴方言,意为“高兴”/编者) 

  ·与俞芳、愈藻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与李小峰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 

  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毛边书看完后,把不齐的毛边裁切掉,就成了一本干干净净的新书。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没有钱,要看书,难得弄到一本,怎能不爱惜呢,再说写书、印书、装订,一本书要多少人付出辛劳呀,为此也应爱惜它。 

  如果人人都爱护书籍,书的寿命可以长得多,多些人阅读它,不是更能发挥书籍的作用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不能只图自己方便,要想得深些,远些。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我也是喜欢书本装订得这样美丽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不能普及。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文刊 

  上海《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5日)。 

  不,这一本(指茅盾给鲁迅的《子夜》赠本,鲁迅要茅盾在赠本的扉页上题字,茅盾便写下“鲁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的字样/编者)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书房中专有收藏他人赠书的专柜/编者)。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回忆录〔十三〕》,文刊1981年第4辑《新文学史料》。 

  是不是很新颖(指在自己的书《出了象牙之塔》中小标题用了6号字/编者),这是我第一次试用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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