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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调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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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总之,根据这个权力定律,那些不直接从事教学、但“离领导最近”的人理应在利益分配中得到充分的照顾。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看到没有?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

  难怪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

  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

  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

  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能轻易地、或错误地卷进某个派系中去,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算是干到头了;

  还有,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你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书生气,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今天能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哪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离领导最近,而且部门之间也是相通的。你要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那才是“人生烦恼书生气始”,会彻底地改变你在学校里的生存状态——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这些小事、中事、大事,没有一个环节是仅仅靠把书教好了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你必须做好,即使影响了你的教学也在所不惜,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官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高低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在行政级别高的官面前永远不要说不,在学术级别高的权威面前千万不要说不!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曾经对这种学风进行过批评 :“……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左春明:《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从生存状态官场化到学术思想官场化,终于将讲师、教授们训练成了权力网络上一个个尺寸相同的网眼。纲举目张,这纲一举,所有的目都会毫无例外的随之而动。真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行动一致、动作划一,不会有例外,不会有个性。

  久而久之,知识分子身上的书生气终于被磨掉了,他们不再“迂腐”、不再“傻气”,个个都精明得让人害怕;但当代知识分子却因此完全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及他们在权势面前所应有的独立和自尊;甚至在人格上都变得唯唯诺诺……

  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就是评了副教授、教授,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嘘欷不已。

  13、知识分子曾经敢于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而权力却从未放弃对这个神圣殿堂的渗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凭借着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卫着学校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这所神圣殿堂的纯净——因为,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

  这是一段学界旧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见《读书》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的地方,是教师们教书育人、塑造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然而,这个常识在今天受到了挑战。

  还是在谈及刘文典的这段轶事时,当代学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说:“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刘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们许多办成了政府的大学里,你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官员。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领导、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级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黄安年《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赵师庆代表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这就是当今大学的另一个大背景:权力等级与金钱平分秋色,几乎完全主宰了大学——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消亡,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早已失去了理应由它们所占据的大学舞台;即使表面上,“学”还在这个舞台的前台唱着主角,但实质上不过是给钱权牟利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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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大背景下的小动作——吓人一跳的为人师表

  本章的上篇谈论的是中国教育的大背景、是体制;或者说这个大背景是体制的使然。毫无疑问,这个大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必然问题多多。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大学仅仅是钱和权的天下,以为教授们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充当钱和权的工具,只是可怜巴巴地被钱权榨取,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钱对大学的腐蚀与权对大学的渗透,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在当今大学消失殆尽,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独立性和创造性已经与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普遍分离。

  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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