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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应当为读书界人士着想。夏老这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极饶趣味的日记，如果要断断续续地在我的《词学》上发表完毕，真会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现在单行本赶上前，使夏老十年治学的经验，早日送上读者案头，应该是一件大好事。我也不能不为此叫好。
　　这本日记忠实地记录了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年间夏老的生活和治学方法。我说“忠实地记录了”，这不是顺口恭维，而是夏老自己的论定。夏老在一九一六年日记的扉页上题了一首诗，有句云：“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这个直笔精神，夏老是贯彻在他的六七十册日记中的。至于现在印出的《日记》内容，夏老在《前言》中也有所说明：“此十年，正值予作《唐宋词人年谱》及《白石道人歌曲珓律》诸篇。
　　在日记中，多有读书、撰述、游览、诗词创作、友好过从、函札磋商等等事迹。今日回顾，雪泥鸿爪，历历在目。”这里，夏老已自己说明了他这部日记的内容及价值，我只要阐发一下就够了。
　　这部日记，总的说来，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方法指导书。《唐宋词人年谱》和《姜白石词编年笺证》是解放后出版的夏老的两部词学巨著，是夏老数十年辛勤工作的成果。
　　但是这两部书所提供的只是成果，读者不能由此看到这些果是如何成的。这部日记使我们看到了夏老取得成果的艰难历程。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夏老当年如何上图书馆，如何向师友们发信请教或借书；刚看了一部书，解决了一个问题，不到几天，又因看到另一个资料而推翻了。我跟着夏老每日晚上的记录，看到他的成果产生的过程，真是“历历在目”。
　　夏老很少游山玩水。日记中记游诸文，大多是因访友而游览，记游与记人往往融合为一。一九三一年五月游西湖赤山埠，访元代词人张伯雨结庐之浴鹄湾未得。过俞曲园墓，抄录了墓道石刻联语。游葛岭，访得宋词人孙花翁墓，有俞樾写的碑。一九三四年游南京、苏州，游览之间，亦多记词友往还之事。文字甚俊，但这是学者的游记，不是钟、谭、三袁的山水小品。
　　日记中最可贵的部分是关于许多词坛先辈的记述。马一涪金松岑、吴梅、郑文焯，况蕙风、朱祖谋、张尔田诸家的遗闻轶事，或名言隽语，一经夏老点染，遂为不朽，否则后人皆无从得知了。我以为这一部分，可以目为“词林外史”。有许多条，还可以入《今世说》。
　　保存一代词家的论学书札，也是这部日记的一大善业。日记中所载有吴梅、张尔田、金松岑、朱祖谋等数十人的书信，都是珍贵的文献。我从前看周亮工的《尺牍新钞》，常以不得同时见对方的书信为憾。选录尺牍，最好能兼收往还双方的函件。夏老把自己和师友的往还书信都记入日记，对读者便更有意义。
　　我国的日记文学，开始于宋代。陆放翁的《入蜀记》，恐怕是最早的旅行日记。连续数十年的日记，恐怕开始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但是我并不喜欢《越缦堂日记》。
　　我喜欢的是王辏г说摹断骁猜ト占恰罚�因为作者居然把他在旅途中闯进尼庵里去看尼姑的事也记了进去，这部日记就不同凡响了。其次，我还喜欢过叶鞠裳的《缘督庐日记》。
　　这是一九五九年劳动之余看过的。我和这位叶公是玩碑的同志，他的日记是石刻收藏家的专业日记，对于我收聚碑版的工作，大有指导。近年来，我喜欢谈词学，读了夏老的日记，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因为我也老了，这部日记对我已无能为役，可惜！
　　我写这篇文章，有三个意图。
　　第一，当然是为夏老此书捧常毋庸讳言，现在的出版界和读书界，都似乎不很敏感，即使一本好书的出版，也需要做些宣传工作。
　　第二，是我的主要意图。现在大学文科，尤其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学二年或三年，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写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导师的工作，主要是指导论文的写作，也就是指导了研究工作。根据我自己带研究生的经验，感到现在的研究生写论文，几乎是被动的。不是他自己要研究一个课题，而是我分配给他一个研究课题；不是他自己去做研究工作，而是我给他安排好工作进行程序。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我怕他们毕业以后，未必能做独立的研究工作。夏老这部日记，可以说是一位文科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实录。我把这部日记推荐给文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高兴做文史研究工作的青年业余学者，愿他们从夏老的日记中学会做研究工作的方法。
　　第三，我想用这篇小文来推动一下日记文学。在新文学疆域里，我们只有一部《鲁迅日记》，此外都是些短时期的旅游日记。近年来发表了朱自清的日记，也很好，只是还没有印出单行本。我希望我们新一代的作家、学者都坚持写日记，使我们未来的文苑里有更多的日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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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史”　
　　一、当代事，不成“史”
　　十月二十九日《文艺百家》争鸣栏刊登了唐彛�同志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十一月十二日，又刊登了晓诸同志的《当代文学应该写史》。这样，这个问题就“争”起来了，我也想参加一“鸣”。
　　我同意唐彛�同志的建议，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根据这个世界学者不成文的公认的界说，我也认为不宜有一部《当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并不是说当代文学不应该做记录和评述。可以有详细的记录，但都只是史料；可以有评述，但都只是一家之言，不成定论。史料和一家之言，都不是“史”。我书架上有三本俄苏文学史，第一本是米尔斯基的《俄罗斯文学史（一八八一年止）》。第二本也是米尔斯基写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一八八一——一九二五）》。
　　第三本是斯屈洛夫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三个书名正好说明了唐彛�同志的观点。
　　米尔斯基的第二本书记述了他同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情况，他就不用“史”字为书名。
　　“当代”与“史”是有矛盾的。再说，米尔斯基的“当代”，到今天已不是“当代”了。
　　这个状词只有很短暂的时间性，我也以为不宜采用作区别时代的名词，尤其不宜用作书名。斯屈洛夫的书名也不用“史”字，因为苏维埃俄罗斯还存在。
　　晓诸同志似乎没有理解唐彛�同志的概念，他以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就是不宜对当代文学有所记录或评述。可见他对于“史”的概念还不很明确。这里顺便提到晓诸同志文中所引用作证的一些例子。司马迁并没有把他的著作称为一种历史书。《史记》的原名只是《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意义是“太史公的记录”，这个“史”字是官名。《汉书》是东汉时班固所作，这时西汉早已过去，东汉还未结束，不能说“两汉早已过去。”晓诸同志又说：“《汉书》中的汉武帝以前部分，明显地不如《史记》写得好。”这正好说明司马迁写的不是“历史”，而班固写的是已成定论的“历史”。
　　北魏时，魏收写了一部当代史《魏书》，有许多主观主义的偏见，甚至诬蔑好人，后世称为“秽史”。从这两个例子看来，当代人记录当代事，可能写得好，也可能写得不好，但两者都不成“史”。这就是唐彛�同志所说“稳定”的意义。至于已写成的史书，也会有后世人的翻案，那是另外一件事。刘昫作《旧唐书》，欧阳修、宋祁作《新唐书》，就是这个例子。但是对这两部唐书的评价，到今天还不能说谁高谁低。
　　总之，我同意唐彛�同志的意见，凡是记载没有成为历史陈迹的一切政治、社会、个人行动的书，不宜误用“史”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二、“当代”已经过去？
　　本月初，我替唐彛�同志助了一阵，把他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讲讲清楚。我的文章发表后，有许多人来信表示同意，我以为这件事可以结束了。不意今天看到吴倩同志的文章《过去事，就是史》（见十二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他对我的意见提出了“异”议。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似乎还不能了结，还可以“争鸣”下去。虽然我不想再参加这一“争”，可是，箭在弦上，也就不得不发。于是写了此文，请编辑同志浪费一片版面，使我这些意见有机会再就教于读者。
　　“当代事不成史”，我以为是正确的。吴倩同志说：“过去事，就是史。”我承认也是正确的。我们这两个观点，孤立起来理解，都是对的。但吴倩同志以他这个观点为矛，来攻我这个观点做的盾，却失败了。因为吴倩同志所得到的战果是：“当代已经过去。”吴倩同志分明说：“当代文学的过去的事实已有三十五年，为什么不能写当代文学史呢？”可见吴倩同志以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属于“当代”，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可以写“当代文学史”了。现在我可以请问：一九八六年以后，将属于什么“代”呢？
　　唐彛�同志和我的概念，是以“代”为基点，吴倩同志的概念是以“事”为基点。所以他说：当代中也有过去的事。但是吴倩同志没有分清楚双方概念的区别。“纳粹德国”这个政治事实已成“过去”，也就是我所谓这个政治行为已停止“发展”，所以可以写《纳粹德国史》。（但我还怀疑这个副标题是译者加上去的，原著只是《第三帝国的兴亡》。正如《巴黎公社史》的原著书名也没有“史”字。）用《纳粹德国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此书原名也不用“史”字）来说明可以写《当代中国文学史》，这是思维逻辑的混乱。吴倩同志此文中暴露了不少概念不清楚的地方。在学术性的讨论中，我们总应当对各个有关名词使用学术性的概念。例如吴倩同志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家认为，过去的事实就是历史，记载过去的事实的书籍便是历史书……”这四句话，有好几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决不会如此“认为”。“过去的事实就是历史”，这是一般人的常识，《现代汉语词典》里不妨这样解释。但一个历史学家决不会作出这样的定义。首先，“历史”这个名词是日本舶来品，中国史学家向来不用。它只是一个常识性名词。中国史学家的所谓“史”，并非只有“过去的事实”一个条件。文艺批评家说杜甫的诗是“诗史”，并不是说明他的诗记录了“过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说明他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民情的现实。其次，“历史书”也是一个常识性的名词，但这个名词不等于史学家所谓的“史籍”。在史学家的观念里，“记载过去的事实的书”不一定“便是历史书”。《汉武内传》、《世说新语》、《开元、天宝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