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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不同之故吗？不是的，决不是的，譬如在前任英国桂冠诗人孛列琪眼里，春天还是一个缟衣仙女：春天穿了满身缟素去了戴着乳白山楂花的冠冕；像羊毛一般的光亮天上有白云飞舞；白蝴蝶飞舞在空中白野菊文绣着郊野；樱与梨的白花把她们的雪片撒了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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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个诗人　
　　今晚和母亲从桂花糖而谈起桂树，从桂树又谈起了二十六年前的苏州醋库巷的旧居，因而便想起了那个同居的书呆子了。
　　到现在，那矮矮的中年人，几乎一天到晚在大厅上绕着圈儿笼袖闲行的神气，仿佛还在我眼前，只是他的容貌如何，却再也追想不得了。
　　那时候，我还太幼小，不能了解这个人。他所给我的印象老是那么不痴不呆地踱着方步，一忽儿静默着，在方砖上乱吐着痰，一忽儿又起劲地在乱喝乱叫些不知什么了。
　　大家叫他“沈毒头”（我不晓得这两个字是不是该这样写法，但总之是吴语，意义就是“呆子”），我也就叫他“毒头伯伯”了。
　　直到我有能力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最先，是偶然在旧的“小说海”杂志看到一篇题名为“力人传”的文章和一些诗，觉得好，后来又在吴梅的初刻本暖香楼杂剧卷首读到一首调寄“八声甘州”的题词，觉得更好，这才把那作者的名字深深地记忆着。那名字叫作沈修。
　　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我书桌上翻阅我的书籍，随手就翻开了那暖香楼杂剧，他就告诉我，这沈修，号休文，就是我们住在苏州醋库巷那屋子里的“毒头伯伯”。父亲并且仿佛记起了似地说，这一本暖香楼杂剧恐怕也是他送给我们的。
　　我所知道的关于沈休文的事情只有这一点点，我所读到过的他的著作也只有这一点点，但是据我看来，他的诗文和词，即使从这一点点中间，也已经可以看出，实在有着很深的造诣，没有他那样不痴不呆的功夫，是不容易达到的。我自恨生年较晚，和这样一位诗人曾经同住过一所屋子，而不及亲炙其业绩，仅仅随着妇人俗子，以“毒头”目之，真可惭愧也。
　　前几年，曾经听见一位苏州人说，沈休文早已作古，他的遗书遗稿很多，都庋藏在苏州图书馆中，尘封一室，恐怕也没有人能给他整理出来刊行了。这话也不知确否，我很希望有关心乡邦文献的苏州人能去调查一下。或者是，去问问吴瞿安先生，也许更能多知道一点这位诗人的生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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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庵急就章　
　　小引
　　这些文字本该叫做“无相庵随笔”，所以见作者笔调之闲适也。从前也曾写过几篇东拉西扯的话，预备让它渐渐地多起来，好出版一个单行本。朋友朱雯办未名丛书，要我凑一本，我说没有成稿，他说预告一个书名也得，我说那倒有的，无相庵随笔。又有一个什么人——非隐其名，忘记了也——要办杂志，问我有什么好贡献的，我曰有，随笔吧。又有人办小报，创刊之初，问我能不能写一点闲文，我说可以，随笔吧。隔了几天，那位先生问戴望舒要文章，曰：“施蛰存已有随笔寄来，而你可以不答应乎？”实则我的随笔始终还只是那几段见不得人的东西，昔人有一女字数家者，我则根本尚未有女儿，虚藏若深耳。
　　但是这回真要写下去，并且要发表了。文章这个东西，现在想来总归应该是留在肚子里的，写了出来就不是文章了。正如孕妇一样，胎儿在腹，那时是她的儿子，一出娘肚子，就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儿子了。所以现在虽然写下去，但写出来的实在已不是那些没有写出来时的东西了。然而毕竟要写，毕竟要陆续发表，那单是为了想让它早日成一本海阔天空的闲书。好玩儿，不为别的。不写不成书，写而不发表也不会接连地写下去，也不易成书。至于这些小文章之不称之曰随笔者，盖我自己看看笔调实在不闲适也。称之为急就章，其庶几乎。
　　人生如戏
　　虞长孺序解脱集曰：“大地一梨园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净。”希腊诗人巴拉达思诗曰：“我们可以把人生称为一个舞台，每一个角色都得在这台上用艺术去表演，有的嬉笑地做一出滑稽戏，有的严肃地做他的苦戏。”古今东西两诗人，对于人生的态度，盖似同而实不同也。这里，可注意的是巴拉达思所谓“用艺术去表演”一点。
　　把人生于世的一切行动，看做在舞台上演戏一样，虞长孺的意味是以为那是很随便的事。
　　语曰逢场作戏，又曰官场如戏场，可知中国人以为在戏场上做戏这件事情，是丝毫不必认真的。大地既是梨园，人生便是串戏。戏如何串法？很容易。只要心血来潮，在紧张场面上的悲旦也不妨插科打诨。文绉绉的书生，若嫌不足动人心目，也不妨平空加一幕全武行。扮明朝的官，可以穿清朝的衣服。扮唐朝的公主，可以穿马来女儿的草裙而艳舞。一切服饰表情歌词说白，全可不守规律，因为反正在做戏，做的人知道是戏，看的人也知道是戏，守了规律法度，也不能使戏变成真事，何必当真！也许你说，这是说的新戏，若论旧戏，规律法度，非常谨严，哪有此事？不错，旧戏不能那么随便，哭是哭，笑是笑，甚至哭法笑法都有尺寸。可是最好的做戏的人也只能严守他们的法度，该哭的地方准得哭，该笑的地方准得笑，该说三句话，决不说四句，该走方步，决不走斜步。
　　他哭了，看客知道那算是悲伤，看客可不觉得悲伤。也许他们反而笑了，因为看他哭得没眼泪。他若是笑了，看客知道这算是欢喜，可是看客不觉得也欢喜。也许他们反而有点吃惊，因为他笑得有点像怪叫了。说三句话的地方说了四句，配角儿便接不上嘴来。
　　走错了便是乱台步。戏子在舞台上的时候，该记着的只是戏的规矩，而不是他所表演着，或说代表着的人物的行动情感，看客对于他的注意也只注意于他守规矩到如何程度，而忽略了他到底表演出了剧中人的行动情感没有。虞长孺，可以代表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达观派的哲人，既然对于做戏的观念如此，那么把人生比之于做戏，其对人生的看法也可以明了了。上焉者守规律法度而使人无真切之感，下焉者便简直是“胡调”过一生了。
　　若用巴拉达思的话，要用艺术去表演人生的戏，这实在是和虞长孺的话含义相反。在巴拉达思，并非说在舞台上做戏比在天地间做人容易。做戏之难，就难在“用艺术去表演”。
　　现在先问，不用艺术去表演则如何？答曰那是做戏（重读做字）。做戏，则看客所看见者止于戏而已。奇怪，难道用了艺术去表演，做出来就不是戏了吗？试问彼时看客所看见者是什么东西？答曰，当然不是戏。那么难道是真事不成？答曰竟是真事。于是又不得不问，难道真有起死回生的关云长到舞台上来单刀赴会吗？答曰自然真是关云长，可不是起死回生的。三国时候的关云长也是人做的，难道现在的人不可以做关云长吗？用艺术表演的戏，其效力应该不得像真，而简直就是真。扮关云长者如果止于像关云长，那还是在做戏。要扮关云长者简直就变做了关云长，那才是我所谓做的不是戏。做的不是戏，那才是顶好的戏。可是话也得说明白，所谓像关云长与变做了关云长，这其间的分别在看客们也许是极少有人能辨别得出来的，但在那戏子自己却是冷暖自知的事。然而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没有发挥景用艺术去表演”这句话的意思。一客不烦二主，仍旧拿扮关云长者来做例。你以为我说要扮关云长者自己觉得自己变做了关云长那才是顶好的表演吗？还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楼，却要使扮关云长者自己觉得自己到底并不是变做了关云长，而是变做了一个比关云长更大胆更忠心的超关云长，那才是顶好的表演。说到这里，我想最好得提起一下亚历斯多德在他那一卷名著《诗学》中所说的关于模仿的理论。其言曰：“吾人之状人，亦必优于实际之人，或劣于实际之人。”包龙图未必真如戏台上那样的正直庄严，但因为戏台上的包龙图是那么样的超于可能以上的正直庄严，于是妇人小子知道包龙图是一个很正直庄严的人了。曹操未必真如戏台上那样的奸恶，但戏台上的曹操是那么样的超乎可能以上的奸恶，于是妇人小子知道曹操是一个奸恶的人了。这一种夸张作用就是所谓艺术。如此说来，扮关云长者简直就变了关云长其人，也还没有尽其能事，然则岂非做戏比做人更难乎？若做滑稽戏而不嬉笑，做苦戏而不严肃，那简直是该撵下舞台去的家伙了。惟其做戏比做人难，所以巴拉达思要把人生比喻做舞台。谁在人生的舞台上用艺术去表演各自所担任的角色呢？
　　我想，至少总不是虞长孺之流吧。
　　蝉与蚁
　　拉封丹以蝉与蚁为寓言，说蝉终日咏歌，不知储蓄粮食，遂至身先蒲柳而亡，蚁则孜孜矻矻，有春耕夏耨，秋收冬藏的能耐，卒岁无虞，辟寒有术。结论是把人教训一顿，应当学学蚂蚁的习劳，而不可如蝉的耽于逸乐。
　　我小时候读到这篇寓言，固然也未尝不心中惄然。觉得对于蚂蚁有了尊敬心，而对于那无辜的蝉，不知不觉的有点瞧不起。实在的，无论从科学的或文学的故实中去寻究，蝉那件东西真是一种有闲阶级，享乐，懒惰，无组织力，而尤其是坏在整天的歌唱；看看蚂蚁那样的勤奋，刻苦，有集团精神，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真是一副可敬可佩的劳苦大众面目。这样看来，拉封丹的寓言也许真是不错的。
　　但是我今天走过一株大柳树下，恰好有三四只蝉在那些柳叶丛中聒噪着——大概总有三四只吧，聒噪得那样的叫人心里为之烦乱。我就坐在树根上静听着了。那正是傍晚时候，夕阳红红的照耀在西天，可是有一点微风，所以也不很热，何况我还只穿着犊鼻裤，外加手中有大葵扇。我用“蝉噪林愈静”的会心去听它们歌唱，渐渐地我非但不再觉得它们烦乱，甚至竟听出一点意思来了。
　　倘若蝉不歌唱，它是否能活到蚂蚁那样的寿命？倘若蚂蚁而懒惰，不知储蓄，过一天是一天，是否会和蝉同其死生？从这两种昆虫的生命来讲，蚂蚁虽能过冬，蝉虽只活了一个夏季，但在它们自己，并不觉得谁比谁多活几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彼此都过了一生，蝉与蚁亦如是耳。不会歌唱的蝉不见得能活过了残秋，又活过了严冬。
　　懒惰的蚂蚁的寿命也不见得会比它的勤劳的同伴短些。然则蚂蚁之储藏食粮，未必便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