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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和伊姆加德还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情。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的。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
　　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他在《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中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l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我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L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据说，近年来，有好事者在读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以后，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当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询问的结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季羡林在无可逃遁的厄运面前，为了不伤害别人，把已经降临的爱情忍痛拒之门外，自己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余年来，他心中的爱情火花并未熄灭，只不过深深地埋在心底，不为人知罢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上时时袭来的痛楚与折磨，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揣摩的。这又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长叹！
　　季羡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其实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充满爱心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散文的人，都会有同感。季羡林还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他曾经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季羡林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为自己着想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百分之四十。从这出苦涩的爱情悲剧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
　　——最早的几篇论文
　　季羡林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不再是学生了。他办完了退学手续，便成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他已经不再需要跑着到处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他的博士论文开辟的道路前进。他需要的书籍，在学校大图书馆里都有，借阅也十分方便。除了肚子饿和空袭外，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年内，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里，用德文写出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每一篇都有创见，直到今天，还不断被人引用。因为这几篇论文谈的都是有关梵文的非常专业的语法问题，一般人都不懂。可是季羡林最初的这几篇论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只好将他自己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有关这几篇论文的内容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一、《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
　　博士论文结束以后，我当时正在跟Sieg教授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我那时整天翻看汉译《大藏经》，首先发现，我们正在读的吐火罗文在《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汉文以外，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与吐火罗文故事相仿的故事，比如藏文、于阗文、梵文等等。Mahavastu中就有这个故事。吐火罗文残卷残得非常厉害，解释起来非常困难。同一故事，同一佛经，倘能在其他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中找到哪怕是内容接近的本子，对于读通吐火罗文也会有极大的帮助。Sieg和Siegling之所以能读通吐火罗文，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找这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异本也并非易事，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读《福力太子因缘经》时，因为我对汉译佛典比较熟一些，所以我找起来就比较容易。拿这一点来要求西方的吐火罗文学者，是不公平的、不切实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汉文异本，有的与整个故事相同，有的同大故事中的小故事相同或者相似。原来吐火罗文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经过同汉文一对比，立即可以认识了。我只举几个例子。《吐火罗文残卷》中Prachtstucke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其中No。l，反面第一行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确切知道它的含义是“泥”。反面第三行isanas，原来也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比，可以肯定它的含义是“堑”，也就是“护城河”。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多少年来让两位学者迷惑不解的。现在一旦有了汉文的平行异本，困难和迷惑就涣然冰释，豁然开朗。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从汉译佛典中选出了一些经文，译成了德文，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这样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好处。
　　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
　　我在阅读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在不少地方发现语尾…am变成了…o和…u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音变。于是我就留意搜集资料，准备做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我在阿育王碑铭里找到这个现象，在比较晚的佉卢字母（一种由右向左写的字母）写成的碑铭里，在中国新疆尼雅（Niya）地区发现的俗语文书里，在和阗俗语里，在DutreuildeRhins所搜集到的残卷里，在用混合梵文所写成的佛典里，在Apadhram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个音变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传布的地区很广，很值得深入研究。
　　我在这里顺便插入一段话，讲一讲确定印度古代俗语的地域的办法。根据HeinrichLucers在很多文章中讲到的观点，我认为，比较可靠的确定地域的办法是利用阿育王碑。Luders说，阿育王统治的版图，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制定了一些敕令，其中多半是一些道德教条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规定。他命令大臣用他的首都所在地的东部的方言写成敕令，他不用梵文。Luders称阿育王使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这种方言显然不能流通于他所统治的天下，而他偏又想使所有地域的人民都能明白他的敕令的内容。于是他就让人把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敕令翻译—…有时候并不是严格的直译—…成各地的方言，刻在石碑或石柱上，便于普天之下的臣民阅读。因此，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所竖立的石碑的语言是不同的。把这些不相同的语言—…本来是来自同一种语言的—…排列在一起，其不同之处昭然可见。用这种办法来探讨各地方言语法特点，是行之有效的，是无可非议的。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语尾…am变为…o和…u的地域性的。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l89页—19O页我所列的表。看了这个表，就一目了然。…am变成…o是印度古代西北部方言的特点。事实俱在，事实上是无可争议的。这个方言特点从印度西北部一直传布到与之接壤的中国新疆，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在这一篇论文里，非常慎重地、非常细致地考察了几种佛典，比如《妙法莲华经》等等，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一些佛典由原来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向西北方言转化，然后或者同时梵文化。具体的叙述，请参阅那一篇论文。我自谓，自己的做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似乎是无懈可击了。然而以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Edgerton）为代表的几个不同国家的梵文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我的说法。研究学问有异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总想用从鸡蛋里挑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在…am＞o和u这个问题上，爱哲顿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可惜他的论证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矛盾层出。

　　三、Pāliāsīyati
　　这是一篇比较短的论文，但是对巴利文āsīyati这个词的来源，却做出了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答案。许多巴利文学者都对这个词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目光都为巴利文所限。我是第一个冲破这个限制的。我在混合梵语里找到了这个词，而且根据上下文，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