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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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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西克教授是一位非常诚挚认真的老人。他提出要教季羡林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思。他提出了意见，不容季羡林考虑，就马上安排上课。季羡林被西克教授的真情实意深深地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横下一条心，扩大自己的摊子。在自己已经塞满各种稀奇古怪文字的脑袋里，再塞进一种古怪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吐火罗文，既非考博士学位需要学的课程，又非大学课程表中开列的课程，完全是西克教授出于一片好心，额外开的一门课。这样一来，季羡林便需要同时与五种外语拼命了。他就是在这种盛情难却，“舍命陪君子”的复杂心情下，开始学习吐火罗文的。
吐火罗文是一种十分难懂的文字，而且参考书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文字母转写本，另一本是他们二位教授和舒尔策教授三人合著的《吐火罗文文法》。西克教授的教学法同其他德国教授的方法一样，既不讲语法，也不教婆罗米字母。上来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的前几张。而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的残卷，其困难可想而知。读了不久，季羡林就发现，这里面讲的故事，就是中国大藏经中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讲的故事。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西克教授。西克教授大为惊喜，立刻让季羡林把这段汉文大藏经翻译成德文。两个本子相比较，对了解吐火罗文原文有了极大的帮助。
每次听完西克教授的课，季羡林都要送西克教授回家。在冬日黄昏的长街上，季羡林搀扶着像祖父一样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一直把西克教授送到家，看他进了大门，他才转身回家。
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和条件限制，长时期没能从事吐火罗文的研究，内心总感到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亲自把70年代在新疆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来，请季羡林解读。季羡林赶紧把尘封多年的吐火罗文资料和书籍翻出来，重理旧业，很快就用汉文和英文写出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转写、翻译和注释本。1998年，季羡林著的该书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它发表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西克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季羡林对恩师的情意永志不忘。在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工作后，他写道：“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
五年磨一剑
季羡林自从拿到了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题目以后，就开始悉心准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再写出提纲，最后写成论文。
论文写好以后，季羡林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前露一手儿呢？他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一样，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说无法表现文采。于是他便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样既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又能表现文采。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他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写完后，季羡林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自己几句哩。
季羡林先把“导言”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然后回到家里做着美梦。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教授要见他的通知。他满心欢喜，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的“导言”摊开放在桌子上，教授拿起钢笔来，在他的“导言”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又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教授的话，对季羡林来说，真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得他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但是，季羡林仔细想了想教授的话，深深地感到教授说得对，击中了自己的要害，这一棍打得好。从此以后，季羡林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话让他毕生受用不尽。
又经过了一年的修改，1940年，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终于完成，只等口试答辩。
9月13日，论文打完。10月9日，季羡林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12月23日口试。23日这天，他的心情万分紧张，四年的辛苦，成败就在此－举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九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十点多开始口试。
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ber（戴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是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我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季羡林考试考了一辈子，身经百战，从未失败过，可谓久经考场的老手。没想到这最后一次考试时，竟会如此慌张，可见当时的思想压力有多大。
第二天，仍然没有考试结果的消息。这一天，他寝食难安，心乱如麻，度日如年。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天晚上正好是圣诞节前夜平安夜。他记道：
七点前到Prof。Waldschn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注：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ndologie）是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十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博士论文及其他两门课都获得了“优”，英文口试由于勒德尔教授当时有病，未能考成，一个多月后，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补试英语，又得了一个sehrgut。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优”。博士考试的一幕，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羡林这一发现，赞口不绝，逢人便说这件事，使整个东方研究所的学者们，都对季羡林称赞不已。
口试通过以后，博士学位拿到了手。但是，论文的事儿还没有完。瓦尔德施米特让他把论文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一遍。这可不是一般的校对清样，而是要首先核对从卡片上抄别人论文的篇、章、字、句；再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杂志。要知道，在三年内，季羡林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阅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搜集资料，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些书刊早已经还给图书馆了。现在又要把这些书刊，一本一本地借出来，再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过的大量引文重新核对一遍，不能发生任何一点错误。季羡林在查阅资料时，就感到太繁琐，心里十分烦腻。现在又要从新再来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他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再来了一遍。
后来季羡林发现，德国学者写好文章或书稿，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一个研究室的人，大家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德国人就是以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集体的力量，来保证著作不出错。德国书中错误之少，举世闻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使季羡林大受感动。从此以后，季羡林写文章也每引必查，一丝不苟。季羡林的著作，错误之少，也是有口皆碑的。
经过五年的努力，1941年，季羡林的博士论文终于核对完毕，并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饥饿地狱的煎熬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东邻波兰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实际上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政权便开始蚕食周边的小国。德国的宣传机器却颠倒黑白，反诬邻国挑起争端，竟无耻胡说他们派兵是去“抵抗”侵略，最终占领了邻国的大片领土。德国法西斯的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当时的德国，广播里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煽动，使政治上幼稚的德国人激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狂地山呼“万岁”。绝大部分德国人当时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保持清醒的头脑。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进攻苏联。战争继续扩大。一贯平静沉稳的德国人，又震动起来了，全国上下欢呼，闹得沸反盈天。季羡林对法西斯这一套本来就十分憎恶。1935年刚到柏林时，那时的纳粹味还不太浓，但字旗和希特勒像随处可见。人们见面时，已不像过去，道一声“早安”、“午安”、“晚安”，分手时说一声“再见”，而是右手一举，高喊一声：“希特勒万岁！”便能表示一切。中国留学生不管这一套，还是说着自己的“早安”、“再见”等等。德国人看他们是外国人，也就不以为意。按照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观点，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行列，都是人类文化的破坏者；只有金黄头发的欧洲“北方人”，才是优秀民族，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虽然如此，季羡林在德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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