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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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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谈一谈关于搜集资料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竞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鼋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否则，人家已经有了结论，而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必然贻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
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最后还要谈一谈时间的利用问题。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我在上面拉杂地写了自己七十年的自传。总起来看，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谈的治学经验，也都属于“勤捉”之类，卑之无甚高论。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那些近乎怪话的意见。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我没有说谎话，只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对得起别人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写完上面的自传是一九八八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间。时移世异，人事沧桑，今天的我已经非复当年之我了。现在中央党校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牛棚杂忆》，希望能附上我的一篇自传，使读者能了解牛棚里的季羡林究竟是何许人，并且建议就用上面这一篇，再加上点延续，一直写到今天。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我准备采纳。
但是，仔细一琢磨，却有了困难。上面这一篇是有头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续狗，难免不伦不类，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虑再三，决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补上一个下篇，看上去，同样是完整的。
一九八八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呢？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十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经济繁荣，人民欢乐，知识分子这一个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都处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会群体，现在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学术界和文艺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势。我自己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盎然的春意。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学校决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荣，干劲倍增。不似少年，胜似少年，怡怡然忘记了老之已至。我虽然已经没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我被选为主席、会长或名誉主席、会长的有七八个之多。至于理事之类，数目更多。不顾不问的顾问，一个团体的或一部书的，总有几十上百个，确实数目，只有天老爷知道，我个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丛书，上千册的，上百册的，由我担任主编的，也有三四部。至于电视采访，照像录音，也是常事。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接到各式各样的来信也有多封。里面的请求千奇百怪。一些僻远省份青年学生的来信，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学生对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我，说我每信必覆。这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哪里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让我的助手和学生代覆，这难免给一些男女大孩子带来了失望。我内疚于心，然而却无能为力。
我写这些事情干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读者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真实的情况；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他们体贴原谅。
在学术工作方面，有人说，我对自己太残酷。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大体上说来，我的身体还算是硬朗的，但是眼睛和耳朵都已不太灵光，走路有点“飘”；可我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伏案读写，孜孜不倦。难道我不知道，到圆明园或颐和园去溜弯，再远一点，到香山去爬山，不比现在这样更轻松愉快吗？难道我在名利方面还有什么野心吗？都不是的。我知道溜弯舒服；但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多溜几年弯。那不是追求的目的。至于名利，我现在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利的方面，爬格子爬出了点名堂，稿费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在名利两个方面我都够用了，再多了，反而会成为累赘。那么，我这样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愿说谎话，讲些为国为民的大道理。我只能说，这样做能使自己心里平静。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
计算一下，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的文章，数目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因为部分用英文写成的，字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两部大书一出，估计可以减少点混乱。对我来说，这种混乱一点影响也没有的。
以上是我最近十年来生活的综述，也可以算是“自传”吧。
在这期间，我是怎样考虑十年浩劫的呢？实际上，从我脑筋开了窍认识到这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把它忘记。但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牛棚杂忆》产生，我的期待结束。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我的心情才比较得到了点宁静。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序”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这里不再重复。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
一九九八。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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