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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
　　2、《吐火罗文译释》
　　《吐火罗文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二、用中文撰写的长篇导论。季羡林这本书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l98l年开始着进行译释，直到1998年正式出版，中间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突然来到北大造访季羡林。他带来了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残卷，郑重其事地交给季羡林，请季羡林看看这些残卷里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因为他们根据出土地点，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A，至于残卷内容，谁也看不懂。李遇春是季羡林的老友，他知道在偌大的中国，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才不远几千里，找上门来，请季羡林解读。
　　根据李遇春介绍：这些残卷是l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当时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在一个灰坑内，在距地表半米深处，发现了成叠放置的这些残卷。残卷已经被火烧残，上面压着一个彩绘泥塑的佛头（取出后破碎，已无法修复。）残卷大小共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用工整的婆罗米字母，墨书书写，共八十八页。每页一般有字八行，少数有六行。四十四张中有三十七张左端约三分之一被火烧掉。残卷纸张质地较厚，呈赭黄色，两面都很光滑，书写后似曾涂抹一层粘质液体（疑为蛋清），以保护字迹，因此至今字迹清晰，墨色如新。
　　季羡林仔细看了看这些残卷，字迹清晰美妙，顿时心里产生了喜爱之情。了解这一行行情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谁要是能从新疆拿到一张半张的出土残卷，都会视同珙璧，大写其文章。这是绝对的新资料，别人无法同你竞争。季羡林当然也希望研究这些残卷，但是，他却迟疑踟蹰起来。原因是，一方面，他固然知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莫大幸福。有不少学者为了能够弄到这玩意儿，不惜找门子，走后门，托人情，行贿赂，甚至不惜冒险偷偷拍摄。为了著书扬名，无所不用其极。而自己却不费吹灰之力，在无意中得之，岂不真如“天上掉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另一方面季羡林又想，自从l946年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完全缺乏，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再研究过吐火罗文问题，从未读过吐火罗文的书，对吐火罗文已经生疏了，他已经视吐火罗文为路人，打算终生同它告别了。这样的情况，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季羡林知道，这样好的机会，一生大概也只有一次。接受它，还是拒绝呢？他犹豫不决。李遇春看出了季羡林的心思，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吗？”这句话刺痛了季羡林的心。“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季羡林斩钉截铁地说。过去，“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却在外国”这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话，早已经使季羡林痛心疾首，耿耿于怀了许多年，现在决不能让这样的耻辱继续下去了。于是，季羡林硬着头皮接受下来了这项任务。这便是季羡林写《吐火罗文》的缘起。

　　季羡林接下这四十四张残卷后，立刻把那几本从德国带回来的吐火罗文书籍找了出来。由于尘封了快四十年，连书中那些当年用铅笔写在书上的笔记，字迹地漫漶模糊，难以辨认了。但是，既已下定决心，就不应该再怕困难。于是他绞尽脑汁，把当年从西克教授那里获得的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刮垢磨光，使之重现光彩。婆罗米字母季羡林是熟悉的，首先要把婆罗米字母转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才能翻译。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转写下去，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仿佛又得到了天助，刚转写不到几页，这部残卷的书名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它像一支明晃晃的火炬，照亮了季羡林的眼睛，照亮了他的心。他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书的名称原来是《弥勒会见记》。
　　知道了书名，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季羡林知道《弥勒会见记》这一部书有回鹘文的译本，而回鹘文的残卷，虽然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现在却分藏在中德两国的博物馆中，其量颇大，远远超过了吐火罗文。吐火罗文难通，回鹘文则易解，中外都有一些通晓回鹘文的学者。这好像是递给了他一根拐棍。他只要能够理解吐火罗文本每一页的大体上的内容，经过同回鹘文本对照，就能够知道吐火罗文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回鹘文本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教授、李经纬教授还有新疆博物馆的吐鲁坤等人的帮助，终于把这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的吐火罗文残卷在这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剧本中的位置大体上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起步。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畅通无阻了。吐火罗文残卷由于被火烧过，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无缺的。虽然有回鹘文的帮助，但回鹘文同样残缺，只是在残缺程度上稍逊于吐火罗文。况且，在写这些残卷的当年，大约是唐代，翻译者并不遵守“信、雅、达”的原则，首先是不大“信”，就是不大忠实于原文，这就增加了吐回两文对照的困难。季羡林只能靠他的德囯老师西克教授编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辨认，缺字的地方，参照回鹘文，上下推敲，就这样艰难地向前爬行。
　　在佛教教义中，弥勒是未来佛。小乘中已有其名，而大盛于大乘。估计在中亚和新疆一带，古代有一段时间，弥勒信仰极为流行。光是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就有好几个本子。西克和西克灵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中，就收了不同本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都出自中国新疆。欧、美、日等地研究吐火罗文的人，虽为数不多，但也颇有几位，可是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人译释过其中的任何一张。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因为他们手中的残卷是极残的残卷，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而且极为分散和零乱，读起来困难极大，简直不知所云，所以无法翻译。这次李遇春送来的残卷，则比较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弥勒会见记剧本》二十七幕中的一、二、三、五四幕中，这样便易于理解和辨认了。
　　既然付出了努力，必然会得到回报。从l983年开始，季羡林断断续续地用汉文或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吐火罗文》的转写、翻译和注释。一直到1997年，四十四张八十八页《剧本》残卷全部译释完成。1998年，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其他语言也没有过。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共二十七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这个剧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内容是宣传佛教的，大概是在朔望之日供养弥勒时作为一个剧来朗诵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佛经；另一个特点，它虽然自称是“剧本”，但是无论在形式上和技巧上都与欧洲的传统剧本不同。它同印度的叙事散文夹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剧本》包括叙述（讲故事）和表演（动作）两个部分。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些表演者互相配合，交互演出。有点类似皮影戏或解放前天桥”拉洋片”之类的形式。总之，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有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
　　季羡林本打算把英文版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可是一想，有点不妥。在中国，懂吐火罗文的只有他一个人。一般人视吐火罗文如天书，全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至多能满足人们的一点好奇心而已。这样一部书所起的作用，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中国一点表现都没有，也似乎有点不妥，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季羡林文集》中也将此书收入，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中文写成，内容是讲一讲此书残卷在中国被发现的经过，以及原残卷的情况。又讲了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后半部则干脆把英文本的下半部原封不动地稼接到这本中文本上来。最后成为一本上部为中文，下部为英文的混合物。看起来虽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恐怕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了。
　　也许有人会问，研究这样一些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残卷究竟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近代两位著名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